梁济对自己的自杀，谋划已久。从其遗书中可以知道，早在民国元年，梁济就曾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但当时并没有马上付诸实施，梁济曾如此解释个中原因：

“壬子癸丑年，余有殉清之心，而念我旧君既以成立最良之民国为心，凡我大小臣工皆当共体此心”——于是就没有去死。

梁济在遗书中很多次提到自己“我为清朝遗臣”，也很多次提到“（清廷若）因禅让而民得安则千古美谈，自与亡国有异”，这些论述背后，存在着这样一个隐秘的逻辑关系：梁济自我定位为清朝的遗臣，认为自己负有殉清的义务；但同时又认为，民国是由清廷禅让而来，若进入民国之后，国泰民安，则可谓千古美谈，如此，清廷的禅让并不等于亡国，自己也就没必要为殉清而去死了。梁济非但不让自己去死，而且也希望其他的清廷遗臣也认识到这一点，要念及清帝“成立最良之民国”的良苦用心，不要随便去死。

从史实上讲，民国当然是抛头颅洒热血革命革出来的。但在梁济心目中，“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此寰球各国所共闻，千百年历史上不能磨灭者也”，民国是清廷禅让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梁济解释背后的逻辑：

“当时清廷兵力非不能战，只以不忍民生涂炭，故不惜牺牲大位，以统治权移转于民国，原谓此为最良政体，俾国人民共得乂安也。观辛亥冬与南方磋商数十次，皆不忍九夏沸腾、人民痛苦之语，历次诏书具在，即辛亥十二月廿五日最末之诏书亦谆谆属望大小臣工共以民生为重，齐心努力佐成民国之太平。”

这种解释，当然不符合史实，清帝退位诏书中虽有大量类似“不忍生民涂炭”的词句，但清廷的退位，却确确实实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作出的决定，并没有“不忍民生涂炭，故不惜牺牲大位”的史实逻辑存在。但对梁济而言，有无史实逻辑并不重要，他作为清廷的臣子，所关心的只是退位诏书的言辞如何描述，诏书是什么逻辑，梁济就认可怎样的逻辑。

梁济在民国元年选择不死，起作用的就是诏书逻辑——不能随便去死，辜负掉皇帝禅让的美意，皇帝的禅让，有可能变成千古美谈，做臣子的必须支持；梁济在1918年选择去死，起作用的也是诏书逻辑，梁济自己如此说道：

“辛亥壬子之间余固欲死矣，然彼时若死，则纯然为清朝亡国，目的太小；且旧君以政权移转民国，深望民国能善治。余尚未观察明白民国是何景象，余心所欲告世人之言亦未说明，万不容糊糊涂涂牺牲此身。现在都清楚了，今日死之题目曰：辜负清廷禅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

1918年，在观察了民国7年之久后，梁济终于得出了他的结论：民国辜负了清廷禅让的美意，没有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清廷的禅让失去了它的历史价值，所以，清廷“亡于权奸乱民之手”，梁济决意要以自己的死，一则殉清，二则谴责民国辜负了清廷的美意，三则唤醒世人重建社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