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济，字巨川，1858年生人，27岁中举，40岁时才踏上仕途，清末民初，先后做过教谕、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等官职。梁济生前虽然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也办过报纸，但名声始终局限在京城之内，并无太大的社会影响力。

虽然在自沉后留给世人的遗书中有“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的话，但梁济本人，并不敌视共和，更不是帝制的拥趸。甚至可以说，他在晚清始终是一个积极的改革者，只是时代没有给予他走上改革前台的机会。台湾学者林毓生仔细读过梁济的文章，勾勒过他的生平，得出的结论是：

“梁济并不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也不是腐儒。事实上，在中日甲午之战以前，他已是一位深切关心中国命运的改革主义者。”——1892年，梁济在日记中表达了他对顽固的清流派士绅的鄙视和对西学的重视：“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者；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以不看”；1898年，他又谆谆告诫子弟们要积极出洋求学，“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大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也是在这一年，儿子梁漱溟开蒙读书，梁济嘱咐老师不要让他背诵四书，而代之以《地球韵言》；戊戌年的变法，梁济也是赞成的，只是具体的变法意见与康、梁不同，他人微言轻，草拟的变法奏章没来得及上，政变就来了；1902年，为了开启民智，梁济和好友翼仲创创办了北京的第一份白话报纸《京话日报》——这些都是林毓生先生勾勒出来的梁济积极赞成、参与晚清改革的史实，“从上面对梁济在家中和参与公共活动的描述，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决的改革家，在许多方面，梁济是站在清季改革运动的前线。这些事实并没有使我们得到任何轻微——如果清廷被推翻，他将以身相殉——的暗示”，林毓生如此说道。

但是，梁济确实是反对革命的。1911年，梁济得知儿子梁漱溟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活动，他告诫了儿子，要求他不要从事颠覆清廷的活动，他的理由是：“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候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由此也可见，梁济的反对革命，程度相当有限，虽然不赞成革命，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参与革命，但并不绝对排斥革命的到来。这种心态，可能代表了晚清绝大部分立宪派人物们的心理，他们绝不愿意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但倘若革命的洪流汹涌而至，他们也能够接受现实随波逐流。

所以，梁济在遗言中对自己的死，有这样看似矛盾的解释：“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

又说：“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又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又说：“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

梁济的死，是近代中国最意味深长的转型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