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澄在世最后十年，社科院宗教所学术秘书孙波先生经常照料他，平淡时光把两人消磨成了挚友。前不久，孙波兄对笔者说，《老子臆解》出版后，学界一直没有书评，梵澄生前曾经对此表示过遗憾。梵澄的撰述有好几种，偏偏在意学界对《老子臆解》没有反应，可见他自己很看重这本小书。如果要探究梵澄学述的高明何在，或者说要搞清楚梵澄对“精神哲学”的理解，是不是得认真读读《老子臆解》？

果然，在“德经”开篇处，梵澄便说到前面提及的哲人与宗教家的差异。经上有“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梵澄说，把“前识者”理解为“先知”，就搞错了。先知属于所谓救世主一类，是真正的宗教家，所谓“前识者”，连宗教家的传言也算不上，不过“无缘而妄意度也”（韩非子语），属于用鬼神、时日、卜巫疑众害民一类，按古“王制”，搞“前识”这号人当属格杀勿论者之列（页57）。不过，梵澄接下来说，老子在这里对如此“以其流毒于生民者大”的邪门歪道“犹有宽大之意”。似乎鬼神、时日、卜巫一类虽然在哲人看来要不得，但如此封建迷信也是民众的食粮，没有必要赶尽杀绝。重要的是得辨明：哲人不搞这类邪门歪道，精神哲学不是“前识者”一类（在另一个说到鬼神的地方，梵澄还引征船山的话：“盖鬼神者，君子不能谓其无，而不可与天下明其有。有于无之中，而非无有于无之中，而又奚能指有以为有哉！”）。正是在这里，梵澄提到了宋明儒：

程子谓心静而后能照，然圣人绝不为。程子并邵子之术数亦非之。王阳明习静，亦尝得先知先见同于此所谓“前识”，旋亦决然弃去，盖偶尔知觉性得其照明，以为无谓也。（页58）陆、王是“一系精神哲学”中人，老子堪称精神哲学这“一系”的鼻祖之一。如果要搞清楚梵澄对精神哲学的理解，看来非得从《老子臆解》入手不可。

在中国古学经典中，《老子》一书没有“经”的名位，却有“经”的实际地位──古有“素王”一说，《老子》则堪称“素经”。《老子》的授受起源至少不比儒家经书晚，从汉代到近代，历代《老子》注释足以比美儒家经师传授经传（参见张舜征，《周秦道论发微》，中华书局1982，页93－94；）。不过，有论者以为，清代干嘉学兴起以来，校注《老子》虽仍然代不乏人，对《老子》思想的诠解却日渐荒疏。

《老子臆解》由校诂文字和“臆解”义理两部分构成，以后者为主。与其说《老子臆解》是《老子》校释方面的新成就，不如说是一个值得认真阅读的哲学事件。这并非是说，梵澄在校诂文字方面功夫不力。用古字义和古人的解释来校诂《老子》中的字义，梵澄用心其实颇深。这里仅举一例。

《老子》通行本首句“道可道，非恒道”，历来强说者代不乏人。梵澄注意到，帛书《老子》两种皆有“也”字，“也”古为疑问词，同“邪”亦即“耶”；据此，梵澄将这句经文句逗为自问句：“道，可道也【耶】？非恒道也【耶】？名，可名也【耶】？非恒名也【耶】？”古哲文字，一字千斤，果然如此。晚出的古藉学大家的帛书《老子》校释，虽然列出种种古人诠解，却未见留意这不起眼的“也”字（参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戴维，《帛书老子校释》，岳麓书社1998）。梵澄的校诂是否得当应由专门家另说，至少这“也”字一解为理解《道经》开首句提供了另一理解的空间。梵澄自谓，“以古字义解古文义，亦时有焕然冰释，怡然理顺者”（“序”，页2），然也。

帛书《老子》出后，《老子》研究天翻地覆。从篇次顺序、分章到字句的错脱衍，今本《老子》无不受到质疑（据说，今本《老子》十句中就有一句走样。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与老子术》，贵州人民版2000，页66－101）。古学大师张舜征先生早岁便潜心于历代诸家《老子》校释，花了几十年时间写成《老子约义》。帛书《老子》出后，张舜征毅然推倒成稿，依帛书甲乙本重新写定文本，不分章次，注疏多依古注，成《老子疏正》两卷（参见张舜征前揭书），可见帛书《老子》出土的冲击力。可没过多久，又有郭店楚简本《老子》出土，学界纷传帛书《老子》也要不得了──非忠实于原本，加油添醋、任意删改处不少（参见郭沂《郭店楚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中的楚简《老子》校释一章，上海教育版2001）。

《老子》真本何在？古人真的像我们今人想象的那样敢加油添醋、任意删改？从楚简本经帛书本到王弼本，会不会经历了一个复杂、艰难的整理编辑过程（参见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中的稳当辩析，东方版2001，页40－72）？倘若如此，经汉以后历代学者校刊整理的王弼本并非全无可取。再说，汉以后在历史传衍中产生思想性影响的，乃出于汉唐的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