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接上《老子》的义理解释史，看来主要还得依据出于汉唐的今本。由此可以理解，《老子臆解》为何乃采用属于今本之一的唐傅奕《老子古本》为底本，同时参校帛书本和今通俗本（杨树达《增补老子古义》）。尽管如此，梵澄并没有将自己的这部书命名为《老子校诂》一类，说明他自己真正用心用力的，不在文本校诂，而在义理阐释──所谓“臆解”《老子》思想。

即便根据帛书本整理出一个“真正顺序”的《老子》文本，《德道经》并非就成了一篇有内在逻辑联贯的哲学论文。看起来它仍然像个语录辑本，重复的言论不少，章与章之间也没有一个延伸发展的论述关系。这就给从义理上诠解《老子》带来困难。梵澄没有着意要给《老子》中的思想“臆解”出一个周全的体系（诸如“人性论”、宇宙论、经济学说、政治学说之类），而是随文诠解。这种看似有些随意的诠解，并非没有依循一定的解释原则。梵澄给自己提出的解释原则曰：“解明书中之义理，恰如其分，适可而止”（参见“序”文）。

既然如此，梵澄的这部著作应该名为《老子正解》才对，何以名为“臆解”？

与坊间各种《老子》校释本相较，梵澄并没有着意收罗历代各家注疏，然后下以己意。梵澄的“臆解”更多在于旁通儒家教诲，甚至旁通西洋哲学和宗教（凡十余见，提到柏拉图、耶苏、康德等西方圣人），间或参映印度佛学思想。这还不足以表明，《老子臆解》并非整理古学文献的注疏家之作，而是一个“精神哲学”家的解释之作？倘若如此，所谓“恰如其分，适可而止”的解释原则很可能主要不是就《老子》义理本身而言的。

梵澄一生与中西印经典打交道，对于西学，不仅涉猎西洋哲学，也用心于基督教。据说，梵澄先生晚年曾起心用文言体据希腊文和拉丁文重译《圣经》──伟哉次念！虽然此功未竟，《老子臆解》中还是留下了用文言体译福音书中“基督”（梵澄用的不是“耶苏”之名）之言的痕迹：“有者，将予之；无有者，并其所有而将夺之”（页101）。不过，虽然旁通西洋哲学、基督教和印度佛学思想，《老子臆解》更多旁通儒家（六经、《论语》、《孟子》），不废《庄子》和墨家，不仅不理会所谓黄老学与庄学的区分，也不理会“六家要旨”的区分。梵澄相信，“其时诸子百家之分割未严，而古之道术原有同者”（页86）。所谓“恰如其分”，也许首先指“恰如其分”地把握先秦时期六家同有的“古之道术”的要核。

将陆王心学与老子思想系在一起，或者老学与孔学合说，总得说出点名堂才行。“古之道术”的要核是否就是梵澄后来标举的“一系精神哲学”的源头？或者说，与晚出的《陆王学述》相关，《老子臆解》是否意在揭示中国传统“一系精神哲学”的要核？倘若如此，《老子臆解》的意义就更难以估量了。

“古之道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而是救济天下的政教之术；“先秦诸子，无不欲以其道济天下”，在梵澄看来，即便倡言逍遥物外的庄子也不例外（页43）。河上注“常道”为“经术政教之道也，非自然长生之道也”（参见高明前揭书，页222），可以证明古人知道《德道经》讲的是政教之术（张舜征前揭书所谓“南面术”）。梵澄标举的不是“精神哲学”吗？未必“精神哲学”就是“以其道济天下”的“道术”──政教之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精神哲学”岂不成了所谓“政治哲学”的代名词？难道梵澄移译尼采、阿罗频多和述陆王学无异于在搞政治哲学？再说，又该如何从政教术来理解《老子》中用得玄乎其玄的“道”、“无”、“象”一类语词？《老子》通常被看成中国哲学原典第一个模板，也就是说，是第一个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的著作（前面据说还有《管子》，但古藉家勘定《管子》为杂书）。尽管《老子》实际上仍然很有可能是多人（至少所谓“两个老子”）写成，“老子”毕竟已经成为两千多年不易的个体形象。对于今天的汉语思想来说，这个体形象就是“哲人”。一位颇有古学功夫的学者前不久还如此解释老子的思想：春秋乱世，人们开始怀疑“过去对鬼神、政治、社会、伦理的成规信念”，甚至怀疑人的有限度的智能和智识，“向往于一超越有限人世的’道’（真理），但又怀疑这超越的’道’，不是由人的智识和作为所能’为’的。这是《老子》定本的主要思想”（陈启云，〈先秦诸子的思想与门派：历史研究与经典诠释〉，载《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版2001，页200）。初看起来，梵澄对《老子》的理解与这类哲学的理解相差不多：“老子盖由洞明历史而成其超上哲学者。旷观乎百世之变，而自立于九霄之上，下视人伦物理，如当世之饶饶者，若屑屑不介意，独申其还淳返朴之道”（页26）。既然如此，《老子》义理又如何一个政教之术法呢？

哲学不是宗教。据说中国宗教不发达，恰恰因为早在晚周时期，中国的哲人就开始克制宗教。梵澄已经明确说了，老子不是宗教家（不是救世主），因此，所谓“还淳返朴之道”不能理解为宗教的“道”。但“还淳返朴之道”就是政教之“道术”？后世追随老子想要还淳返朴的人，难道都是有心经营政教之术者？道教士肯定不会同意。任法融道长就说，《老子》所谓“道”，“实为阴阳未判之前的混元无极”（任法融，《道德经释义》，三秦版1988，页11）。无论如何，梵澄看来是站在哲人一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