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澄拒绝按“宇宙论”式的形而上学诠解《老子》，并非比照犹太经学，而是依据某种中国“哲学”：“就哲学言，绝对之无盖不可有”（页15）。将老子玄学化的王弼被当今的哲学史（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版1998，页650）定性为形而上学大家，梵澄则以为，王弼虽然大谈“有本于无”，实际上要说的恰是“绝对之无盖不可有”。似乎基于这样的中国哲学，梵澄才进一步以西洋哲学参证所谓“就哲学言，绝对之无盖不可有”。梵澄区分了西方两类哲人──古典类的（柏拉图、康德）和现代类的（思辩哲学），并且断言老氏近西方古典类哲学，“非如近世之纯思辩哲学，未为经验论所范围”（页101）。既然梵澄没有说老氏学是形而上学──像通常人们说柏拉图或康德哲学那样，而是说“精神哲学”。柏拉图或康德哲学何以是一种“精神哲学”？梵澄“适可而止”，没有讲下去。

用西洋哲学观来诠解中国古典思想文本──所谓经典，几乎是现代中国思想的世纪性特征。正如不难看到的那样，如此对中国经典的西化诠解──无论新实在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新老马克思主义、弗洛依德主义抑或海德格尔主义的诠解，不少时候让人觉得实在有点过份。比如陈寅恪先生曾经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这话几乎已经成了金科玉律，经常被当作学术权威来引用，很少有人想一想大师会不会把柏拉图搞错了。直到前不久，才有人（肖殷，〈“老任务”的新世纪？〉，载《书屋》，3【2001】））出来说：

希腊词Idea的日常含义是“外观、外貌”，与动词idein是同一词根，都有“看”的意思。柏拉图就提到，悲剧诗人阿迦通“看起来非常俊”（tend’ounideanpanukalos，《普罗塔戈拉斯篇》，315e）。Idea的较为抽象的用法是“种类”、“形式”，苏格拉底在同友人讨论各种政体时问：“你还能提出任何其它形式的政体吗？”（etinaallenekheisideanpoliteias?《理想国》，544c）。最带有今人所谓Idea意味的，是苏格拉底说；“善的Idea是最大的知识问题”（Hetouagathouideamegistonmathema《理想国》，505a）；“Idea是思想、而非看见的对象”（tasd’…ideasnoeisthaimenhorasthaid’ou《理想国》，507b）。无论哪种含义，都与“三纲六纪”八竿子打不着边。“三纲六纪”可能更接近希腊的所谓nomos，这个词的意思是成文法、习惯法、习俗，苏格拉底所谓：“每一种统治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tithetai…tousnomoushekastehearkheprotohauteisumpheron），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独裁政府制定独裁法律，依此类推”（《理想国》，338e）。司马迁说，“有国者”、“为人臣者”、“为人君父”者、“为人臣子”者，都得通《春秋》之义。为什么呢？“《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史记、太史公自序》）。

儒学不是“理念”哲学（形而上学）──也不是宗教（神学），而是礼法学，有如犹太经学既非哲学、也非心性学，而是律法学。国学家讲国学不懂分寸已久。梵澄不属于这类现代化的中国哲人，参证西洋哲学诠解中国古学时，他懂得守分寸，“适可而止”。

梵澄似乎没有一次说老氏学是“政治哲学”，而是说“精神哲学”，此外还至少两次说到老氏的“历史哲学”。与梵澄萦萦于怀的“精神哲学”有关系的因此可能并非“政治哲学”，而是“历史哲学”。什么样的关系？梵澄“适可而止”，没有明讲。

我们如果要搞懂梵澄的“一系精神哲学”，显然不可放过这样的问题。麻烦的是，在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对于梵澄来说所谓“古之道术”就是今天所谓“精神哲学”之前，没有指望可以搞清“精神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

《老子》五千言虽然显得芜杂甚至不成条贯，毕竟有一个基本题旨或者说写作（编辑）意图。如果《老子》五千言主要讲的不是“宇宙论”的形而上学，要讲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