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澄多次提到，《老子》一书为“侯王”而作，“侯王”就是“圣人”（页23、24、50、59、101）。“道经”章首句中的“道”，在梵澄看来，就是现世王者“化天下”之“道”（页3）。按梵澄的诠解也许可以断言，《老子》五千言的基本题旨或者说写作意图当是救济天下的政教之术。可是，这样一来又如何与梵澄所谓的老子“哲人”身份相一致？在梵澄眼里，究竟何谓“哲人”？要搞清《老子》五千言的写作（编辑）意图，不仅得弄明白谁在说、说的是什么，还得搞清楚它预设的言说对象是谁。也许可以说，搞清写作意图与搞清楚预设的言说对象同样重要、甚至是同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对老子的“哲人”身份问题非常重要，也对我们要弄清楚梵澄所谓老氏“精神哲学”的含义非常紧要。

据统计，《老子》中“圣人”一词凡二十五见，还有“我”、“吾”一类主词（凡二十四见）──“只有圣人、圣君方敢当其称”（尹振环前揭书，页114注释），加起来共四十九见。是不是可以由此断定，《老子》作者意识到自己是圣人，而预设的听者对象则为同“道”──也是圣人？倘若如此，《老子》就是讲圣人的书，或者说，是圣人写给圣人的书。梵澄多次用“哲人”称老氏，又一再说《老子》是为“侯王”而作，如果《老子》中的“圣人”就是“侯王”，或者反过来说，为“侯王”者首先应当是“圣人”，是否可以说，《老子》五千言讲的是如何当侯王，是侯王写给潜在的侯王的书。

这样说来，“一系精神哲学”，其实是当“侯王”的哲学。在说“朱、陆并尊”时，梵澄说“朱子之可尊”，不仅因为他是伟大的教育家，也因为他是“很能干的政治家”，“朱子平生的心力，是至少一半耗费在政治上了”（《陆王学述》，页23－23）。说梵澄的“精神哲学”就是古之道术“，错不到哪里去。但怎么又说是“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也是“古之道术“？倘若“精神哲学”与“历史哲学”都是“古之道术”，何以要多此一举，标举两种“哲学”之名？

还得先搞清梵澄称老氏为“哲人”是什么意思。中国古代没有“哲人”之称。梵澄说《老子》中的“圣人”（“侯王”）就是“哲人”，是否意味着西洋所谓“哲人”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侯王”？这不是笔者也想来参证一番西洋，而是梵澄在参证。幸运的是，这一次梵澄有明确说法：老子理想中的治国之人就是“圣人”，“与古希腊哲学言圣王”相同（页33）。

古希腊哲人中谁在讲“圣王”？业内人士都晓得，是柏拉图在大谈所谓Philosopher-king。柏拉图在说到“善的Idea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和“Idea是思想、而非看见的对象”一类话题时，谈话背景的主题正是：哲人是否应该“当城邦的领袖”（《理想国》，468b）。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这问题的回答起初满犹豫，因为他觉得，“大多数哲学家变坏是不可避免的”（《理想国》，489v）。尽管如此，苏格拉底还是认为，如果“极少数未腐败”的哲人治理城邦的话，“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理想国》，499c-d）。说到底，在《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看来，“极少数未腐败”的哲人治理城邦毕竟理想而已。懂西学的梵澄对此显然知道得很清楚：“倘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岂不可期郅治？然此理想而已，自古未尝见于实事，东西方皆然”（页5）。“古之道术”之所以堪称“精神哲学”，意味着统治者或治人者自己首先得有成圣的功夫。称老氏为“哲人”，意思恐怕是说，虽然《老子》书讲的是“南面术”，但“南面”者首先得是“圣人”。

如果梵澄先生还在世，我想他一定不会对我在此提出一点儿异议不高兴。贤者在位“自古未尝见于实事”，恐怕不符合先生崇尚的儒家教诲。按我所知道的儒家教诲的一点皮毛，儒家向来称颂三代为圣王之治。可见，贤者在位并非“自古未尝见于实事”──无论考古家如何考证，贤者曾经在位至少是儒家相信的历史事实。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哲人”（圣人）可能并非柏拉图的“哲人－王”。因为，“哲人”在中国古代政体一开始就在“王位”，而非柏拉图的“哲人”想是否应和如何得王位。周公无疑是儒家的圣王，不仅是理想中的，也是历史事实上的。当年周公见到举国上下耽于宴饮，忧心如焚，发了篇禁酒通喻（《尚书、酒诰》）。其中说：“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烫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在这里，周公开出了历史上值得称颂的圣王清单，称为“先哲王”（【按】“今文不以帝乙为纣父”。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页324－325）。所谓“哲王”，就是“畏天明命，下及小民，惟行其德，执其敬”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页378）。“哲”的原初含义就是畏天明命、惟行其德，这不就是梵澄先生所指的“精神”？

梵澄作《老子臆解》时已经年过七旬，年纪大了下笔很可能走神。实际上梵澄当然知道“一系精神哲学”源于先王：“精神哲学溯源当在孔子以前，易经时代或当殷之末世”（《陆王学述》，页22）。“睿哲”本来就是用来描述圣王舜的（《尚书、舜典》：帝舜“睿哲文明，温恭允塞”），中国的“哲人”原祖不是像巴门尼德那样写教诲诗、或像苏格拉底那样耍嘴皮子、或像柏拉图那样写戏剧的人，而是像周公发诰示那样制礼作乐当王的人──文王演八卦，“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春秋之际，“哲人”与王位分离，才有了“哲人”要当王的问题出来（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公羊子所谓孔子“以春秋当新王”），那是后话。如果史迁说孔子向老子请教“礼”是真的，再看《老子》中的言论是圣人（侯王）写给圣人（侯王）的，起码在老子的时候，圣人（“哲人”）与侯王的身份还没有德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