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经”上有关键性一句：“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毂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最末一句清楚表明，“侯王”先需要“得一”，然后才能治天下。圣王的统治要借助礼法，那么，礼法是否就是圣王之“道”？

儒家的圣王之“道”可以说是礼法，因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但梵澄说，这未必是老子的意思，因为这无异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页20）。这样看来，河上注“常道”为“经术政教之道也”，恐怕是在用儒家注《老子》。老子的意思是，“倘使典章制度，粲然修明，上下各尽其法”，反而会让国家生乱（页24）。但梵澄断定，老子非仁义是“灭裂仁义之虚名，非灭裂仁义之实事”，也就是“不泥古以取法于先王”（页49）。梵澄注意到，老子大“王”，称为与“道”、“天”、“地”齐的“国中四大”（页37）；可见老子重的是“侯王”而非“礼”。但这并非意味着礼法对于老子来说就不重要，毋宁说，由于圣人与侯王还是一体──德位没有分离，也就不存在要“复礼”或“隆礼”的问题──圣人失王位后，才有必要竭力主张礼法的首要性──正如柏拉图笔下要当王的哲人会主张礼法的首要性。圣人在王位，圣人就是礼法的制作者──所谓“王法”，用今天的话说，圣人乃统治的正当性法源。“封建之制，一人为君主而万事取决焉”；对于梵澄来说，人世间有“王”天经地义，这个人之主应该在“德量、识度、才智、学术”等方面都超过“众人”；即便在今天，“事大人多，必有一人为之主”，只不过这人之主“必由大众成之”（页50）。现代民主政体与古代“侯王”政体的差别，仅仅在于“侯王”“必由大众成之”，并没有改变“必有一人为之主”的统治事实和治人者必须有“德”的前提。

圣人连接天道与人道，也就是所谓“畏天明命，下及小民，惟行其德，执其敬”。“畏天明命”中的“天”和“命”正好可以用来解“侯王得一”的“一”。梵澄说得很清楚，“侯王”首先是个“体道者”（页101），这就是老氏“倡圣人之治”的意思（页108）。不过，尽管侯王为睿智（等于“畏天明命”）之人（圣人），总得依靠百官来治民，因而所谓“人道”并非如今人想象的“人权”“民本”之类，而是指群臣（“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庄子、在宥》）。所谓“南面术”的名称只是在今天的知识分子耳朵里听起来才不舒服，其实，它的含义可以说就是“精神哲学”。

梵澄表面上讲“精神哲学”，实际上讲为人之主的事情，是为了让今天的知识分子听起来舒服？未必如此。侯王必是圣人，为人主者必法天（畏天明命）而行（惟行其德，执其敬）；为王者得有很高修养，“得一”就是“体此一”（页59）。所谓体“一”，用今天的话说，当然是所谓“精神哲学”的功夫。

“一”就是“道”，梵澄说，当圣王就是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要贯“道”需先“体”道，因而当圣王的功夫在“养气”──通过调制呼吸修炼心思和意志。梵澄引证孟子，似乎孟子的“浩然之气”论其实也应该理解为圣王的自我修炼功夫（页13－14）。今儒追随宋儒发皇气论，把“养气”变成了知识分子的修炼功夫，当王的问题似乎不见了。梵澄显得要恢复养气论的原初“精神”含义──先儒讲养气、修身，都是为了当王（“治国平天下”）；儒家讲的修身就是老子讲的建德而抱道，《大学》中讲“静而后能安”，就是老子所谓致虚静的圣人修炼（用梵澄的话说，“虚其心，静其意，然后能观。事萦于怀则不虚，方寸间营营扰扰，则亦不能静”），目的都是为了治国而非成仙（页23、78）。梵澄在当王功夫的关节上打通老学与孔学，“古之道术”为“精神哲学”之意至此明矣。

侯王是治者，民是被治者。侯王即圣人、圣人即“治国之侯王而明圣者”（页88）。既然《老子》是侯王写给侯王的话，就不会不明讲治民的事情。果然，《老子》中涉及圣人的语词凡四十九见，“民”及其相关语词为数也不少（“民”34见、“百姓”5见、“众人”4见，凡43见）。对圣人（侯王）来说，“可欲”的自然是“化天下”。这里没有什么现代自由民主论的所谓“中国资源”，而是明明白白的人主论。梵澄为“邦利器不可以示人”辩解，说这并非要“教人用此机以陷人”，“医言堇可以杀人，非教人以饮堇也，教人免于其祸也”（页51－52）。梵澄在这里将“邦利器”比做医生的话，是否有特别用意──“国家医生”，就不便猜侧了。对梵澄《老子臆解》的诠解，也得遵循其自身的解释原则──“适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