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 在中國謀團結，真如穿無孔珠 ”

　　民權保障同盟秘書長楊杏佛，三十一日視察監獄後，於二月二日離平赴滬，搭平浦通車南下。次日在車上，見到載有控訴書的《大陸報》，反應同胡適相似，也 是甚為詫異。兩天前，他對北平報界發表觀感稱， “ 視察結果，總括言之，監獄方面待遇較看守所稍好，惟軍事機關所屬之監獄，政治犯亦均帶腳鐐，不無遺憾。 ” ( 1933 年 2 月 2 日北平《民國日報》)。他所看到的政治犯待遇，離人道標準固然差得很遠，但控訴書裏描述的反省院裏種種酷刑，卻也很難采信。回到上海總 會之後，楊杏佛立即向會中諸人通報情況。他指出，控訴書說的酷刑，不大可能發生在反省院內。 “ 即使有之，必在入反省院前，不能籠統便加入反省院也。 ”

　　讀到胡適二月四日和五日致蔡元培林語堂兩函，楊杏佛更覺不安。當時蔡、林、楊諸人，並不知控訴書乃由宋慶齡親自交下，只道此件由史沫特萊送來。同盟總 會臨時執委會曾開會討論，傳觀過一遍，大家都相信史女士人格，絕不懷疑信件為有意捏造，因而同意發表。現在胡適來函，竟指其作偽，楊杏佛與蔡元培、林語堂 等意見一致，皆認為事情極其嚴重，主張徹查來源。林語堂更進而主張負責糾正。

　　至於胡適來信置疑總會運作受到一二私人左右一節，三人也有同感，都覺得目前這樣一個臨時塔湊而成的組織不甚妥當。林語堂認為此事應當作根本之解決， “ 尤非破除情面為同盟本身之利益謀一適當辦法不可 ” 。楊杏佛也於二月十日去函胡適，促其趕快選出北平分會出席全國委員會代表三人，函告總會，以便從速進行 正式選舉，改組全國執行委員會，或許可以避免目前此種畸形組織的弊病。

　　幾天前在北平分會成立大會上，楊杏佛說過一句很沈痛的話： “ 爭民權的保障是十八世紀的事;不幸我們中國人活在二十世紀，還不能不做這種十八世紀的工 作。 ” 他相信，爭取最低限度民權保障，是一個可以將左中右各派人士都團結起來，同心協力為之奮鬥的目標。然而，現在他卻隱隱預感到前路多艱，尤其擔心同盟 內部 “ 極左者 ” 不滿，可能將掀起一場風暴。他在致胡適函中說： “ 弟行時曾告兄，弟等奔走此會，吃力不討好，尤為所謂極左者不滿，然集中有心人追求最低限度 之人權，不得不苦鬥到底，幸勿灰心，當從內部設法整頓也。 ”

　　在蔡、林、楊提議下，民權同盟臨時中央執委會議於二月十一日召開，歷時二小時，專門討論胡適來函。根據會後蔡、林、楊致函胡適通報的情況，會上似乎未 曾討論整頓中央執委會的問題，只聽取了有關控訴書的情況解釋。據說史沫特萊甚為焦急，一再說明，此件是在確認為獄中人輾轉遞出之後，才於一月二十五日提交 討論的。那時與會眾人都覺得，中國各監獄或軍法處使用這類酷刑，時不時有所耳聞，也就不怎麽置疑其真實性。加之開會時未得胡適等視察監獄的消息，沒想到先 找他們確認一下，便決定予以發表。此事確有不妥，然而卻不是哪一兩個人的專斷。蔡元培、林語堂的函件告訴胡適：

　　“ 故此文若不宜由本會發表，其過失當由本會全體職員負責，決非一二人之過，亦決非一二人擅用本會名義之結果也，務請勿念。至尊函稱有人專做捏造的文稿，我等尚是創聞，如將來再收到此等文件，自當審慎考核，不輕發表。 ”

　　楊杏佛致胡適函也說： “ 此事於監獄調查當然添了不少阻力，然只可設法補救及以後加意審慎，望兄千萬勿消極，在京、平市黨部開始壓迫本會之時，內部自當精誠團結也。 ”

　　確實，當時民權保障同盟正受到國民黨方面的打壓。北平分會成立第二天，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緊急行文平市各機關，指控民權同盟為非法組織，通知軍警機關勿 予備案。幾日後國民黨南京市黨部更呼籲中央下令解散該團體。但是胡適不為所動，他在報上公開反駁：民權保障同盟乃是根據中華民國約法進行組織，若謂此為非 法，則法將何解?胡適自信行事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一絲不茍，不怕別人來揪辮子。對於所謂非法的指控，他說， “ 吾人對此惟有漠然視之 ” 。

　　在此情形下，胡適自然懂得內部團結的重要，也不想把同盟內部分歧擴大。雖然總會拒絕作公開糾正，令人遺憾，但有胡適的更正信件公開發表在先，又有蔡、林、楊諸君來信解釋並擔保以後不會再有類似情形發生，此事大可就此了結了。

　　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魯迅等人所在的上海分會，看來是心有不甘，很快又在《大陸報》上發表了另一封聲明信，專門針對胡適的更正信作了一番解釋。大 意說，同盟北平分會準備視察監獄前幾天，監獄當局已經得到消息，因而預先作了布置，把真實情況掩蓋起來，這樣，委員會的視察自然徒勞無功而一無所得了。

　　這個聲明完全不符合事實。向來主張說話負責任的胡適先生，再也無法對這樣歪曲事實的聲明坐視不理。二月二十二日，上海《字林西報》刊出胡適一段談話， 指出，北平分會一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宣布成立，當天晚上七時決定組織一個委員會視察監獄。楊杏佛隨即於當夜十一時去見了少帥，獲準後於次日上午十時開始視 察。這顯然是一次出其不意的視察，監獄當局根本不可能在幾天前得到消息，預先準備。胡適最後強調， “ 改良不能以虛構事實為依據。象那封信和報上所說的那種 亂說和誇張，只能使那些希望把事情辦好的人增加困難。 ”

　　很明顯，這段談話構成了民權同盟的南北兩大分會交相指責的態勢。以當時同盟總會與上海分會聯系緊密、形同一體的情形而論，指責上海分會，無異於指責同 盟總會。胡適的談話登時令他們感到極為被動。就在《字林西報》登出談話當天，總會致電胡適，要求他立即電復，說明此談話是否其本意。胡適未予答復。二月二 十八日，同盟主席宋慶齡聯名副主席蔡元培再致電胡適： “ 會員在報章上攻擊同盟，尤背組織常規，請公開更正，否則惟有自由出會，以全會章。 ”

　　胡適為何一再堅持公開反對不實指控?這一方面是胡適註重實證的學術訓練使然，另一方面也與他對民權保障運動宗旨的理解有關。他主張民權保障運動必須站在法律的立場，監督政府尊重法律，要求政府給政治犯以法律的保障。在北平分會成立大會上，胡適致詞說：

　　“ 現在中國有人被當局非法逮捕以後，常常求私人人情去營救，很少拿法律來應用，可見一般人有人都缺乏法律的習慣。我們成立此會的目的有三：一、幫助個 人;二、監督政府;三、彼此了解法律習慣的應用。此次當局要殺陳獨秀和牛蘭，我們要營救他們。此外一切被壓迫的人士也要設法保護。 ”

　　當上海分會聲明發表的時候，胡適領導下的北平分會，正在依此宗旨，進行若幹具體努力。實地考察監獄回來後，胡適深感從事這類調查應具有專門法律知識。 而北平分會現有之會員及委員，恰恰缺乏此種人才。他決定組織一個調查委員會，聘任富有法律特長之人擔任，專門從事於各監獄之調查及研究法律問題。為此目 的，他大力延攬江庸、林行規、何基鴻、戴修瓚等法律專家等入會，均已征得同意。與此同時，他一方面聯合各方人士，爭取推動廢止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以及其 他刑法以外侵害人民人身自由的單行法，另一方面則積極尋求循法律途徑救助政治犯。

　　所有這些，圍繞的都是法律二字。顯然，既要講法律，首先必須實事求是，一絲不茍，自己先站得住腳，不因虛妄證據而被輕易駁倒，然後方能據理力爭，有所 成就。再者，講求法治是在現有體制框架內尋求改良和建設，而不是徹底推翻現行體制的革命。這就需要體制內外的良性互動，也就離不開諸如王卓然等體制內有識 之士的充分合作與積極努力。上海分會中的激進人士，毫無根據地反誣監獄方作偽，棒打一大片，痛快倒是蠻痛快的，然而卻不能不使得這些銳意改革的體制內人 士，感到被欺騙與被出賣，誰還願意與之合作?胡適感到無論對己對人，都需采取負責的態度，絕不能沈默和妥協，聽認虛妄指控流傳。用胡適自己的話說， “ 改良 不能以虛構事實為依據 ” ， “ 誇張不實的內容，只能給希望把事情辦好的人增添困難 ” 。

　　但是，以宋慶齡、魯迅等為代表的激進左翼人士，根本不認同胡適的這一立場。他們看中於胡適的，不是他的政治主張，而是當時胡適被公認為中國人權運動旗 手的巨大聲譽。還在三年多以前，當國民黨以白色恐怖手段推行其一黨專制的時候，自由知識分子中正是胡適第一個站出來，發表了《人權和約法》等一系列文章， 不僅指名道姓批評蔣介石踐踏法治，更抨擊了上自孫中山的一整套以黨代政、以黨代法的理論和做法，掀起了國民黨統治之下第一波爭人權運動。此舉令胡適受到國 民黨圍剿，被迫辭去中國公學校長的職務，離開了他所鐘愛的母校回到北平。但他的勇氣卻贏得了廣泛的贊譽。當時張孝若寫信給胡適： “ 我一輩子佩服先生的膽 量! ”

　　胡適雖然批評國民黨，卻從未對其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他要求於國民黨的，是建立一個保障人權的法治基礎，至少先要制定一個憲法， “ 我們不信無憲法可以做到訓政;無憲法的訓政只能是專制。我們深信只有實施憲法的政府才能訓政。 ”

　　與胡適相比，激進左翼人士根本不承認保障人權需以所謂 “ 資產階級的法治 ” 為基礎。宋慶齡後來曾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任務》中闡述了他們的觀點。那就 是，只有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起蘇聯式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才能有真正的民權。現在這個民權保障運動的目的，不是象胡適等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的那樣， 去尋求什麽普遍和永久的法治保障，而是爭取更大的自由去進行革命，推翻舊制度。追求民權，只是達到激進革命目的的手段而已。

　　這個時候的宋慶齡，政治身份頗不尋常。據廖承誌回憶，這年三月，當他被捕獲救後不久，宋慶齡突然來到廖家。她向廖承誌表明自己是 “ 代表最高方面 ” (共 產國際)來的，問廖： “ 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還能否堅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單。 ” 廖回答後，把叛徒名單寫在一條狹長的紙上;宋便把它塞進一根紙 煙中偽裝起來 …… 。由此，不難看出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不尋常關系。這種不尋常關系，不能不對民權保障同盟的立場取向乃至最終命運，產生重大影 響。

　　楊杏佛之子楊小佛，一九九八年提到人權保障同盟時，曾這樣描述這個組織的性質， “ 同盟是一九三二年成立的一個以營救共產黨人等政/治/犯和對反/動政/權作公 開鬥爭為目的的組織 ” 。這的確是很精當的概括。當時宋慶齡等人成立這個同盟，雖然打出爭取結/社、言/論、出/版、集/會等民主權利的旗號，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們的最主要任務，還是營救共產黨員出獄，推/翻所謂的反/動/政/權。

　　為了這個目的，向國外揭露當局的黑暗，調動國際壓力逼迫當局釋/放政/治/犯，便成了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控訴書只要大節正確，細節是否真實並不重要，最重要 的是宣傳效果，反正 “ 中國監獄裏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 ”( 魯迅語 ) 。胡適公開批評細節虛妄，犯了大忌。難怪宋慶齡罵他 “ 反動 ” 、 “ 怯懦 ” 、 “ 不老實 ” 了。

　　營救政/治/犯出/獄，當然要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胡適所反對的私人門路、關系人情、上層路線等等，正好是當時最有效、也是宋 慶齡等經常著力的辦法。民權同盟活動的半年多時間裏，營救廖承誌，營救陳賡，營救丁玲，營救劉尊棋等，營救牛蘭夫婦等，凡有成功，無一不是靠關系人情和國際壓力。就連胡適自己多次救助政/治/犯，靠的也是他作為社會賢達的名聲地位，以及他與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私人關系。相形之下，他所主張的法治路線，泰半紙上談 兵，歸於無效。法治雖美，畢竟緩不濟急。

　　也許因為這一點，蔡元培等持有民主立場的人士，理念上認同胡適，行動上卻傾向於宋慶齡。楊杏佛竭盡全力，試圖彌合雙方分歧，寄望大家能求同存異，和衷 共濟。即便在《字林西報》事件之後，他仍然極力綴合，期望胡適有以解釋，不要讓同盟因內部異議而瓦解。然而雙方立場差距如此之遠，豈是解釋所能彌合?二月 二十三日，也就是他看到《字林西報》胡適談話的第二天，楊杏佛致書胡適，慨嘆團結之難：

　　“ 弟歸來百務胃集，對會務亦苦焦頭爛額。在中國謀團結，真如穿無孔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