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为母守灵

父亲、大哥、五哥和小哥几人得到噩耗陆续赶到医院。巨大的悲哀将我们紧紧包裹在一起。母亲走的太突然，太仓促，一句话也没交代。事情过去以后，大夫们说有些朋友亲人得了这种病，就是急性肾衰，比一般癌症甚至还厉害。若是慢性的，必须年轻、身体素质好，也许可做透析并考虑换肾，但成活率也不高。苍天！为什么好人得不到好报！？母亲殚精竭虑、含辛茹苦一生，操持家务、养育八个儿女，为什么要让他老人家生这种病？！

三哥和大姐去买寿衣，我和五哥去联系太平间事宜，此时，姑叔也都得到消息赶来了。

约近12点，我们给母亲洗脸梳头擦身整理，换上寿衣。当时，我总有一个念头，母亲没有走，要不你看母亲安详的面容与熟睡有什么不同？

把母亲轻轻抬到平车上面，一家人强忍悲痛缓缓地推着往太平间走去。亲爱的母亲已经走了，为何不把她送回家，还要让她一个人孤独寂寞地躺在冰冷的大冰柜里，要知道，母亲生前是最怕冷的呀！难道就是因为家里还有老人吗？那完全可以请老人先到别的孩子家住的啊！当我们把母亲抬起徐徐送入第三层大冰柜中，我感到又是对慈母犯下了一桩不可原谅的罪过！

回到阔别近5年的老家，时间已是正月初八凌晨1点多了。经三嫂提议（感谢三嫂），我们兄弟6人携带黄纸、蜡烛、酒、香等物品又骑车回到医院守护母灵。我们请求传达室的大爷给我们开开门，在大冰柜前方水泥地上点上长明灯，进行祭洒、跪拜。然后，在太平间正门南邻院内，燃烧纸钱。黑漆漆的夜，空荡荡的地，跳跃着纸钱的火光，映照着我们悲痛欲绝的脸，伴随着我们低声的啜泣和喃喃自语。

正月初八（1月30日，周六）凌晨2、3点钟，我们在家中小厅摆设好了灵堂。面对着母亲的慈容，凝望着跳动的烛光，伴随着袅袅上升的香火，我们久久地泣血跪拜，眼泪恰似喷泉，都在深深地自责，反复的悔恨，表达无尽的眷恋。

从初八凌晨到初十（2月1日，周一）这三天时间里，由于等待南方老家舅、姨来奔丧，我们轮流着守护母亲灵位。此间，吊唁的人们陆续登门表达哀思，我们则根据本地风俗还以最高的礼仪。

三哥找人购买了花圈，有家人的，有亲戚、朋友、同事送的，在老家后阳台前及进楼道口两侧摆满了长长的几排。白花、挽联、素纸……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悼念我们母亲的；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竟然在不到30周岁的年纪失去了我还不到70周岁的母亲。

母亲的逝去，固然是由于体弱多病，操劳辛苦，加之呕心沥血哺儿育女，生活艰难所致，但去世前的种种征兆或巧合让我们子女自责自恨自悔不已，为之唏嘘扼腕。

首先，是母亲的二次住院。医院、医生及全家竟无一人探究母亲肾病问题；其二是母亲生病恢复期间雪上加霜又摔伤了胸骨；第三是母亲饮食海蛎造成肠胃损伤，毒素沉积加剧肾功能的损害；第四是母亲在金婚纪念会上触物生悲，郁结于胸，造成巨大精神折磨；第六是节前去区医院看病取次舍主，未能发现真实病因；第七是节前曾请气功师发功看病，当时就已经指出肾很不好，而且，熟悉的大夫也建议去查查肾功能，但未引起家人重视；第八是早就发现尿少未警觉没有早上医院检查治疗；第九是到二院急诊室看病为何要回家等待病床空闲？；第十是不该打那针安定，加剧了各种器官的衰竭。这种种情形为什么一再发生？母亲这样一个无私、勤劳、善良的老人决不该遭受这样的舛命啊。

守灵的漫长时间里，我们越分析越自责，越自责越难过。每个人都感觉对母亲犯了罪。假如，我们能够多回家看看，关心询问母亲的身体和病情；假如，我们能抓紧陪母亲早点到大医院就医；假如，我们能主动替母亲多与南方的舅姨们联系，多传达一些亲人的消息，慰籍她的心灵；假如，我们能够把母爱的几分之一、十几分之一回馈给母亲，多爱母亲一些……太多太多的假如了。如是则我们的母亲绝对不会这样早早离开，而且，没让孩子们多花一分钱、多尽一丝孝道，毫不拖累儿女就怀悲含冤而去了。哪怕只多颐养三年、五年，也好让我们尽达人子之孝，聊补儿女之情啊。无情的是，长桌中央慈母的遗照无情地打碎了我们千万遍的梦想和希望。多么的残酷！面对母灵，我们不断呼唤着，母亲！您回来吧，孩子们想您、想您啊！

第五节 慈母升仙

公历1993年2月1日（正月初十，周一）。天依然是晴朗的。可是，今天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却是如此的陌生和黑暗。今天，我们与亲爱的母亲见了最后一面，撕心裂肺的最后一面。

早晨7点左右，我们全家以及特地从南方老家赶过来的小舅和二三四姨，一起送别母亲。到了二院太平间，按照本地风俗，我们请出母亲。母亲安详平静地躺着，就像活着一样。按照顺序，从大哥开始，弟妹嫂子等排队跪走着，逐一用酒拭去母亲脸庞上的尘土，让她老人家干干净净的上路。悲痛欲绝的我们轮流跪走着，擦试着，决不相信眼前要走的是母亲。

父亲单位特意租了殡仪馆的灵车。随着大哥在司仪指挥下，将装满纸钱的土盆用力摔碎的声响，我们鱼贯上了灵车。灵车后方棺椁里静静躺着母亲，分列两侧的我们一路撒下纸钱，一路用心灵与母亲交流。灵车缓缓地拐了一个弯朝正南方向驶去。不多久，灵车到达市殡仪馆。我们子女等晚辈根据老家风俗头戴白灵帽、臂缠黑挽纱，在司仪安排下，依次进入吊唁大厅。大厅面积不小，三面墙边都摆放满了花圈。厅中央有一口水晶棺木，作遗体告别之用。一进大厅，一种难言的悲壮及复杂的心境油然而生。

将近9时，司仪宣布向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开始。顿时，依回的哀乐响起，四位小伙子平稳抬着母亲遗体从侧门进入。还未等及他们走进水晶棺木，难以描述出何样悲痛的我们就打乱了队形，一个个争先恐后用劲朝前挤去，都想多看一眼、早看一眼母亲！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用力将我们往后推。我们悲号着跪在地上朝母亲叩上无数个响头。诺大个告别厅被巨大的悲声充盈、笼罩、撞击，淹没了其他一切声音。

告别仪式结束后，工作人员把母亲遗体送到车间火化。在车间的外间等待区里，我们大声呼唤着母亲，疯狂地跪着朝里面挪动。他们狠狠推开我们，咣铛一声把沉重的铁门关上了。这一扇铁门，将母亲与儿女分隔在两个世界。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见到母亲的慈容，不能聆听母亲的声音了。

呆呆站立在院中，眼望着耸立烟囱上面飘荡的淡淡白眼，我们包含热泪默默祝愿母亲一路走好，乘鹤化仙再无病痛折磨。

经征求舅姨的意见，选择了一款有古代仕女歌舞图的逍遥宫安放母亲骨灰。

第六节 “五七”、“百日”

遵从当地风俗，老人走了以后要过“五七”和“百日”。过去，对这些说法一是知之甚少，二是也不相信。但是，不知怎的，全家人都突然觉得应笃信不疑了。大家商议，只要对母亲有益的说法和民俗，我们都全部采纳。

五七的日子是老人走后第五个星期也就是大约35天的时候，有几个儿子减去几天，那天就是“五七”日。母亲生养了我们6个儿子，算来日子应在2月25日（农历二月初五，周四）那天。由于23日夜间母亲给儿女托了一个梦，经商议日子改为24日了。为把“五七”日办得隆重，表达哀思到位，提前二十多天我们就召开了会议，进行了分工。按照母亲生前喜爱的一些物品，我们用纸扎制了以下十几大件，些小物品繁杂未记详细。

1、大立橱、大箱子；

2、电冰箱、电视机、录音机；

3、大塑料洗澡盆、暖瓶、水壶，厨房用品；

4、梳妆台、沙发；

5、大牛；

6、摇钱树，金元宝。

对母亲我们所有孩子都怀有非常深的感情。因此，糊制这些物品时我们都倾注了全部感情和精力。制作的每一件物品都惟妙惟肖，很是真切。尤其是大哥做的箱子、二哥做的大盆、三哥做的沙发以及小哥做的录音机格外逼真。这里面最重要的要数摇钱树了。为了做好它，三哥半夜去找合适的树干；嫂子和姐姐们叠制金元宝及树叶等进行装饰，费了很多心思。小哥还特意做了一对童男童女站在树下，守护着母亲的财神大门。

五七那天，全家二十余人分乘三辆汽车前往殡仪馆。由大哥和我请出母亲的逍遥宫，安放在祭奠堂中央的石桌上。下面摆着香炉和各种供品。据群众讲，今天故人才真正知道自己离开尘世了，在离去的时候，做儿女的有什么心里话一定要讲。为了给母亲争气，切实让母亲能够安息，我们事先千方百计做父亲思想工作，希望并请求他在灵前认错、忏悔。三哥和我都写了祭诗。好像父亲也用黄表纸写了一首短诗，内容没有看到，不知是否表达了后悔之意。

跪在母亲灵前，我们烧去纸钱，送上徐州酥糖和她爱吃的点心，焚化生前用过的棉衣、棉被、衣服等物品，祈求母亲原谅并保佑孩子们，保佑全家。

百日是公历5月23日（周日）过的。那天天阴沉沉的，而我们的心境更是沉甸甸的。虽然母亲已经走了这么多天，我们对母亲的思念却丝毫未减。每当回家看到墙上母亲的遗容，回忆往事即如滔滔江河，心里还是非常失落、空荡，无依无靠的滋味一下涌上心头。百日前，母亲曾托梦五哥，说她老人家冷。我们现场查看，发现逍遥宫过于靠近北面窗户了。于是我找民政局朋友把母亲由原来的111号迁到了253号，离开窗户，但依然是中厅。过百日时，大家都对母亲念叨，要她有什么事常托梦给孩子们。

人们说，过了百日再上坟就不要哭了。可是，一想起母亲的恩情、遭受的痛苦，离别的冤憾，仍不觉潸然。

第三章 往事追忆——母爱缱绻

母亲，讳名李佩霞，祖籍江苏徐州，生长在大户之家，知书达礼，大家闺秀。或许南方血统的缘故，母亲个子不高，体型瘦削。深深凹陷的眼睛，银丝缕缕的头发，心眼很细也很小，语调不强也不高。非常慈祥的脸庞，无私助人的心肠，毫不利已的品德。就是这样一位善良的母亲，从徐州到曲阜，从丁字巷到淄博，无论是生产救灾时的野菜窝头，还是下乡十年时的粗茶淡饭，抑或是近几年生活好转的米饭鱼蛋，都时刻想着儿女们，用心和爱哺育着她疼爱的孩子们。一生的辛苦操劳换来了孩子们的长大成人，而她自己却疾病缠身，过早的衰老离去了。静心之时，如烟往事一幕幕浮现眼前，是那样清晰，温馨。

从我呱呱坠地那天起，直到1988年6月18日结婚离开家止，在母亲身边我度过了整整25年的美好时光。虽然生活常常很艰苦，但情也浓浓、乐也融融。25来，母亲给与我的如海深爱，今生今世无法还也永远还不清的爱……

             第一节 极左政策下的农村生涯

六十年代，中国全国山河一片红，就连政策都是由里往外红彤彤的。一片极左思潮泛滥中华大地。在所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极左政策压迫下，出身于这种黑五类家庭的我们怎能逃脱这样的魔爪？于是，1968年大年三十下午，大雪纷飞，寒风呼啸，年方不到5周岁的我随母亲、小姐姐和小哥坐上了父亲单位的卡车，带着一锅刚蒸好热气腾腾还未来得及用的窝窝头，来到了张店北边石桥公社朱庄大队插队落户。从此拉开了我随母亲在农村生活的帷幕。这帷幕从拉开到谢幕，竟耗费了将近10年光阴。母亲也与我们三个子女在农村经历了10个春夏秋冬。

才下乡的几年里，我还小，很多事情都已淡忘，或者说印象本就不深。可是母爱就像一张褪尽颜色的老照片，虽然色彩斑驳了，轮廓却依然清晰。那时母亲还不到50周岁，身体却很不好。每当有什么好吃的，总是留给我和哥哥两个小的打牙祭，自己很少吃一口。母亲与父亲的感情和婚姻也不融洽，两个人经常闹别扭。那时父亲在辛店上班，我记得父亲回家只要与母亲吵了嘴，便一个人喝闷酒，喝到一定程度时，便摔暖瓶、砸墙，长吁短叹。母亲吓得搂着我默默流泪。

那时，生活异常艰苦，村庄还尚未通电。每天晚上，母亲哄我早早睡下之后，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缝补衣服。摇曳的火苗，破旧的家什，过早衰老的母亲一针复一针，忙啊、忙啊，时时我梦中醒来发现母亲依然如故。

1970年，父亲单位资助部分建筑材料，家里花钱请人打了坯，在朱庄最北边桑树林南邻建起来三间带院土瓦房。农村风俗不懂，建房时农村帮工故意嫌饭菜不好，百般刁难。母亲和姐姐累得腰酸腿疼，不敢多言，委屈得抱头啜泣。

父亲的脾气那时相当暴躁，母亲心肠又过于善良。两人吵架时常常把母亲气得语无伦次，呼天喊地。我和哥哥只知道本能地维护母亲，气恨父亲及感到恐惧，还不能理解母亲感情上的巨大痛苦。现在，偶尔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仍觉不寒而栗。

家中诸多孩子我是老小，因而少挨了不少打。有一次，我在院内小西屋（厨房）做饭用的柴火灶台上烘干放烟花用的火药，不慎引燃了药信，只见呼的一声，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差点殃及屋内柴火，酿成失火事故。父亲知道后，拉着架子非要狠狠揍我，母亲硬拖着他让我跑掉了。听哥姐们说，父亲打孩子非常凶狠，手头摸着钳子、铁棍、木刷，逮着什么就用什么打。那次如果落到他的手里，我才10岁不到的小孩子可能要落得比贾宝玉挨打还惨。事后，母亲教育我做事要小心，凡事多加注意。

应该说，我们出生的家庭背景给我们带来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很大的精神压力。小学时入少先队，尽管我学习成绩位居全班之首，全校前茅，但还是因为成份问题等到了后一批。每当上政治课，老师只要一讲“资本家”三个字，就不自觉低下头，好像背后左右同学都盯住自己，下意识地心惊。直到现在，到了拜金主义的社会，我们的胆识和气魄都是不合节拍的。可以说，余伤未愈。在这方面，父亲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的责任（叔叔曾多次对他两个女儿表达内疚），母亲却时刻站在孩子们一边。她常常安慰我、鼓励我，帮我从消极中振作起来。她教育我们的谦虚、认真、无私是终生受益的。

农村日子本就艰苦，父亲工资又不很高，给家里的也有限。为了安排好一家人的生活，让我们三个都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能吃得好点、穿得暖些，母亲想尽办法精心持家，宁愿自己吃粗粮，也要省出几元钱换来三五斤麦子，磨成面粉，给孩子们改善生活。我和小哥都在上学，家中的活干不了多少，母亲和姐姐承担着外出农活挣工分、家中家务忙操持的重担，受尽了辛苦。姐姐学习成绩非常好，但可恶的极左社会因家庭出身问题，十几次考上高中，村里就是不予推荐，耽误了她的一生。十七八岁的少女，正是城市同龄姑娘撒娇的年纪，姐姐却不得不挑起辅助母亲养家的千斤重担。记得那些年大队经常分地瓜，一分就是一大堆好几百斤的样子。我和小哥洗，母亲和姐姐切成薄片，然后用铁丝穿起来，放到院内晒成地瓜干子。还分玉米茬子（玉米收获后留下的矮茬子），需要一人用锄头用力挖起，后面的人双手各拿一个撞击敲打掉上面重重的土坷垃，再摆放捆绑找车（人力推车或板车），运回家，码成跺，用来作烧柴，是一项重体力劳动。经常提前通知了张店工作的哥姐来帮忙，可大队分配日子却又发生变动，只好我们母子四口硬着头皮去干，母亲有腰肌劳损的病根，因此常常累得直不起腰来。

大约是1977年上半年，我正上初一的时候，小哥高中退学到父亲供职的公司一工区干临时工。因离家太远，那时交通也不方便，就大部分时间住在张店单位宿舍。那时，小姐姐早于1975年就到傅家镇医院参加工作了。在朱庄，我和母亲单独一起生活了一年的时间。每天，我去上学时，母亲总要嘱咐我好好学习不要与同学打架；回家后，母亲早已做好饭菜等在桌旁。吃罢晚饭，我在灯下（电灯早已经接通）写作业，母亲拾掇刷洗完碗筷接着洗补衣服。还常常收拾粮食、整理房间，没一刻闲着。

第二节 回城——南宿舍之恋

1977年下半年，我随母亲落实政策回到张店，正式结束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令人讽刺的十年农村生涯。那时,我从村办中学转到张店区杏园路小学（戴帽初中）读初中。在学校里，我学习比较用功，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公司南宿舍西南边靠近保安街的1.5间平房就是我们回城后的家。从小，我就喜爱摆弄无线电之类的小东西，对科技很感兴趣。虽然无甚大的出息，却一直兴趣浓厚。记得放暑假期间，我买来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等零件，找了一个旧肥皂盒当外壳，动手制作了一架单管收音机，开学后校长和班主任对我提出了特别表扬。母亲闻听非常高兴，连连夸赞我。

母亲髫年及花信芳年生活在一个大家族中，备受外祖父母的疼爱，视为掌上明珠。也得到四个姨和小舅及其他亲戚的尊敬。度过了十几年无忧无虑、衣食稳定的舒心惬意时光。母亲曾多次幸福而留恋地回忆起她老人家知足快乐的往事。命运之手不知道会把每个人推向何方，命运就是那样不对母亲垂青。婚姻的不顺、坎坷把母亲笼罩在多年难言的痛苦之中，不断摧残她的身体、打击她的心智、压抑她的少有的快乐。母亲心小，为人过于敦厚。种种因素造成了母亲一生的悲剧。

自从嫁入夫家，母亲仅仅享受了几年较为殷实、融洽的日子，之后就随着国家面临战乱、父亲接连出事而陷入漫长的困苦、潦倒和担惊受怕的悲剧之中。她生养了我们八个子女，常年严重营养不良。尤其是几次坐月子无粮可吃，无蛋可补，更遑论鸡鸭肉菜了，因而落下了多种全身多种疾病。精神也常年紧张、压抑、愁闷、焦灼，留下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失眠症状，常彻夜难眠，记忆力大幅下降，患有健忘病。但母亲心中牢牢装着孩子们，用一颗滚烫的真心疼爱子女，对子孙的生日、年龄、工作等细节记得十分清楚。

1978年我上了初二，家庭刚回城不久百废待兴、满目疮痍。一间半平房内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电器更无从谈起，四壁空荡荡的。母亲经常翻箱倒柜，找出哥姐们穿旧的衣服拆补浆洗后给我改制，尽力让我穿的整齐、干净上学。别说，我穿上母亲改制的衣服自己觉得还蛮神气的，心中漾着骄傲和满足。而母亲却常喟叹，家太穷了，没钱添置新的，好像很对不起亏欠孩子似的。

1979至1980年间，我考上并在山东省重点高中快班学习，小哥在德州读财会中专会计专业。此时，我们家已经搬到了南宿舍中央一排平房北屋最东边两间，后有小厨房，带有小院子，条件好些了。西边高邻是毕大娘，与母亲交往素厚。两间正室分里外间，院内尚有一间很小的耳房，仅能放下成人高的一块60公分宽床板和一床头柜。自来水也通到了院内，再也不用走老远挑水吃了。父亲也从辛店调回张店，与家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这段时间，小哥住校不经常回家，基本是我与父母亲一起过日子。母亲年龄将近花甲，仍旧一如既往地操持家务。80年代初，父亲恐怕政治风云再变，迫使我提前半年退学（老师惜我小才，半年后还是让我参加毕业考试取得了正规毕业证），参加了工作（最后半年正是复习考大学最关键的时刻），当了一名小泥水工人。当时我还不足17周岁。瘦削的身体、稚嫩的双手，却要在师傅、师兄带领下与农村临时工一起，和灰、搬砖、挂瓦、抹墙，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尤其是每逢干燥有风天气，拆除旧房屋时，双腿发抖站在高高的房屋檩条上面，手执铁锨用力往下捣，把烂苇箔、灰土捣下去。灰尘随风纷纷扬扬，似一张大网将小小的我整个一层一层包裹起来，，可恶的尘土直往眼里、鼻孔里和嘴里、耳朵里涌去。拆完房，人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土人。

握锨久了双手磨出了水泡，再磨破成为血泡，一动钻心地疼。母亲不忍我年纪轻轻的吃苦，常留着泪央求父亲抓紧想办法给我调整工作，有时甚至为此事与父亲吵起嘴来。那些日子里，母亲呆望着我挂在墙上的黄书包，没少流眼泪。可怜慈母悠悠心啊！1981年，经过多方努力，也是我的所谓聪明、好学起了作用，我从一线调到了生产技术办公室，母亲这才略略心安。可是还常因为退学而替我感慨、惋惜。

    1980年高考前夕，我请了一段病假在家复习功课，期间还短暂到周村十九中学叔叔家小住了一段，请叔婶给我辅导（他们都是中学高级教师），准备应战。当时我不知是鬼迷心窍还是心血来潮，不知怎地没有珍惜来之不易的宝贵时间和考试机会，反而把心思偷偷放到了制作幻灯机和照相机上面。母亲发现后，严肃地批评我，给我讲深入浅出的道理（母亲做过老师），并时时刻刻监督我、督促我进行复习。我真后悔，不但没有听进母亲的谆谆劝告，还有反感，用小动作欺骗母亲。或许是对我不听母亲话的惩罚吧，加之客观上退学浪费了在学校里最后冲刺的半年时光，虽然数理化很好、语文等也不错，可英语太差，拉分太多，结果还是差距不大名落孙山。时至今日，回想当初，心中充满了深深懊悔和对母爱的感激情谊。这件事情，我不仅对不起自己，失去了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加对不起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