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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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由[ 孝行天下 ]创建于2010年08月11日

李景均-离国出走

发布时间:2010-10-14 16:24:26      发布人: 孝行天下

背景

  新中国成立前夕, 李景均曾于1949年1月向北京市首任市长叶剑英表达了要为新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的热忱心愿。然而,在乐氏等人日益变本加厉的迫害下,李景均认为,“把一个纯学术问题扣上政治帽子,变成人身攻击,诬蔑为敌人,不能容忍”。所以,“即使有极大的耐心,我的同事们和我也不可能在中国把遗传学从灭亡中拯救出来。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忠于李森科学说,否则只有离开。”他感觉自己“一腔热情,报国无门”,“所学无用,逼上梁山”。斟酌再三,李景均决定离国出走。

曲折经历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离国出走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叛国,所以风险极大。1950年2月寒假,李景均在上海的母亲病重。李景均认为时机已到,遂将几个月里思考再三的出走计划向克拉拉和盘托出。为减少风险,夫妇俩决定将出走之事做得隐蔽一些,甚至把家里的米缸加满了米,使人看起来他们还准备回来。
  1950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李景均夫妇一直没有入睡。午夜之后,李景均悄悄敲响了邻居林传光教授的门。林教授开门一看,李景均正神情沮丧地站在那里。稍后才明白这很可能是最后的告别,李景均即将挈妇携雏远渡重洋。林教授一时目瞪口呆,竟不知说什么好。等到李景均告辞回去了,林教授这才完全醒悟过来,赶忙穿好衣服,赶到李景均家,劝告李景均万万不可出此下策。否则万一被捕,那时就后悔莫及了。但李景均去意已决,不愿臣服于乐天宇而苟且偷生。不论林教授如何恳求,他也不改初衷。
  第二天一早,李景均一家由北京农业大学宿舍去前门火车站。临走之前,李景均特意给校委会主任乐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绂留下一封信,信中称“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到达火车站时,俞大绂率陈延熙、王焕如、陈道等副教授冒着春寒送行,“挥泪拜别”。尽管李景均表示一旦其母病好出院就回来,但大家心里都有些数,只是装着不知道。彼此握手道别,共事多年的好友从此永隔天涯。
  在上海呆了两天后,李景均一家坐火车去广州。1950年3月12日,李景均怀里抱着4岁的女儿和克拉拉走过了通往香港的罗湖桥。在桥的另一端,李景均的二哥正等着他们。他将李景均一家安置在他自家在九龙的公寓里,李景均在那里住了14个月。

原因

  李景均在当时为什么会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抛弃所有家产而离开中国呢?须知那是在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三反五反,反右远远还没有开始。知识分子由于学术见解不同而受到迫害在新中国还是闻所未闻的事。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人不会倾家荡产离家出走。
  所有关于李景均的传记/回忆录对此大多语焉不详,而李景均本人在1998年匹兹堡大学校刊记者所作的一次谈访中也仅仅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double-talk)。对张三,你说这,对李四,你说那。其次,你不要对任何人说再见”
  事实上,在当局得知李景均离沪几天之后,李景均在北京的家里就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将家里搜查了一遍,但也没搜出任何可疑之处,结果就派人在李景均家驻守了几天。
  倾家荡产、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已经是不可思议,李景均为何在出走之前又要施放烟幕弹来麻痹迷惑一些人呢?或许李景均认识到,如果乐天宇之流能用造谣诬蔑的卑鄙手段来迫害李景均,那么出走可能给乐氏等人授以实据,他们可能会用更卑劣险恶的手段来加害于他。37年后,李景均在瓦维诺夫诞辰100周年之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遗传杂志》(TheJournalofHeredity)上[7].在同期期刊里,李景均还发表了一篇书评[8],评论了一本书名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但其实是1956年青岛遗传学会议纪要的英译本及注释的书。令人回味的是,这篇纪念瓦维诺夫的短文提到了有关瓦维诺夫被捕主要原因的传言。文章虽短,但仍然感觉到李景均对瓦维诺夫在事业巅峰之时锒铛入狱、最终成囚中饿鬼的悲惨命运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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