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逝世。作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和作家，他的学问浩瀚渊深，凡人难解。对我们而言，也许阅读他的散文是走进他心灵世界的一种方法。

　　“民，吾同胞也;物，吾与也”

　　季羡林从不在散文中歌颂那些名贵的花卉，就像他力辞“国学大师”的称号一样。他吟咏“清塘荷韵”，并为“季荷”祝福;他吟咏黄昏，说黄昏“带了它的寂寞和美丽走了，像一丝微飔，像一个春宵的青梦”;他吟咏槐花，说槐花对于我“也仿佛看到了知己，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洋槐，似乎在呢喃自语，又对我讲话”;他怀念“西府海棠”，似乎那里记录了一段逝去的历史，站在它的面前，“浮想联翩，怅望晴空，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爱上了“马缨花”，因为“它能告诉我很多事情，带给我无穷无尽的力量，送给我无限的温暖与幸福;它也能促使我前进”;他爱夹竹桃，因为“夹竹桃遍天下，我们的朋友也遍天下”。他不刻意去寻找抒写对象的哲学意蕴和所能体现出的人生价值，而只是把这些再普通不过的花作为像自己一样的主体，让它们活起来，这就足够了。对花的吟咏表达了季羡林物我和谐一体的人生体验，所以他一再强调“民，吾同胞也;物，吾与也”，并将之向文化层面延伸。他认为，西方的科技理性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家园，而中国文化的核心便是天人合一，现在即将到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所以他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说：“人类社会的进步，犹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老年人跑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青年人跑第三棒。各有各的长度，各有各的任务，相互协调，共同努力，以期获得最后胜利。这里没有高低之别，而只有前后之别。”从普通花卉到天人合一再到生命接力，布衣的质朴闪耀着大师的光芒。

　　坎坷一生，不喜不惧

　　季羡林非常喜欢这样一首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没有数十年的人生坎坷便不能很好地去理解它。“德国十年”，季羡林经历了法西斯统治的最黑暗时期，饥饿和战争时刻威胁着他的生命，他牵挂着家里的亲人和遥远的祖国，他还通过宣告无国籍的方式来表达对卖国行为的不齿和愤怒。但他也看到了德国人民的善良和优秀。他和他的房东情同母子，和德国少女依依相恋，又和自己的德国老师有如父子。这一段人生经历，既有黑暗与光明的交织，又有爱与恨的双重历练。于是世事便不再那么可怕，人生或许也不再那么苦楚。

　　“文革十年”是季先生从身体到思想上的炼狱。“自杀未遂”使他又活了一次，或已经死了一次。当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时，他做到任凭世事变化，而自己“宠辱不惊”。诚如散文名篇《二月兰》所描述：“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了紫色的了。”“花们好像没有什么悲欢离合。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什么悲喜。”但这并不是消极和自我放逐，就像“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一样，二月兰装扮宇宙、寂寞开放不也正是一种承担、奉献和牺牲吗?

　　看重骨气，以“贾桂思想”自嘲

　　季羡林很看重知识分子的骨气，并常常用“贾桂思想”来自嘲和晾晒自己。贾桂是京剧《法门寺》里的一个小太监，奴颜婢膝，善于阿谀奉承。比如人家叫他坐着，他说他不会。后来贾桂思想就成为对这类人物的讽刺。毛泽东曾批评过这个人物，强调要独立自主，不做他人附庸。季羡林认为，很多知识分子的头脑当中，都有“贾桂思想”，有这种思想固然是一种没有骨气的表现，但如果不能认识到或者说出来则更为可耻。所以他襟怀坦白，绝不做自我修饰。他能为尊者讳，但绝不为自己有所遮掩，通过文字，真实地呈现自己在每一个阶段的心路历程。

　　他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的解剖是最意味深长的。同时，在很多回忆师友的文章中，他盛赞知识分子的品性。他说胡也频是“头顶青天，脚踏大地”光芒四射的流星;他说冯至先生“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待人以诚，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他说张中行先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他说周培源先生“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骨气，很有正义感，能明辨大是大非的人，一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但他最推崇的还是自己的先师陈寅恪先生。他盛赞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认为陈先生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一种硬骨头精神。他认为“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根深蒂固的爱国心，这是由历史环境造成的，并不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有爱国的基因。一个是硬骨头精神。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千古传颂。”由此可见骨气和爱国是季羡林认定优秀知识分子的关键词。

　　力辞三顶“桂冠”，追求活得真实

　　季羡林一生追求真实。在他的散文和杂文中能够找到一些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地方，这些文章，他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来是多么幼稚荒谬，他都不加掩饰，目的是为了存真。他晚年力辞加在自己头上的三顶“桂冠”，实际上也是为了追求活得真实。一般来说，一个人活得越长久，就越容易使自己活得虚幻，尤其是那些社会贡献大、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更是如此。而季羡林直至仙逝仍如此清醒，这才是真正令人景仰的

　　发表于：《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