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聚的希望绝对是绝望——哭业师许世旭先生
发布时间：2010-09-09 15: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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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行天下
相聚的希望绝对是绝望——哭业师许世旭先生
许世旭教授是韩国最知名的汉学家和诗人之一，现在他的弟子的弟子都纷纷博士毕业了，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衣钵有后继。这并不是说他老人家老了，可以撒手了。他虽然退休已有些年头，但依然身脑俱健，工作不断，依然在高丽大学和韩国外国语大学授业解惑，为中韩文化交流不遗余力。他的噩耗突然由半岛传来大陆，他的无数友好无不顿脚；作为他在中国仅有的几位嫡传弟子之一，我更觉如丧考妣。我有千言万语，竟不知如何开始。嗨，先说几件近事吧。
许老师每年都来中国，来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北京；由于我在北京工作，所以见面较多，而且也协助他做了一些不算大但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大约在2003年冬季，许老师突然驾临文学馆。跟舒乙馆长打了招呼后，就来我办公室。我这才知道，他跟舒乙是老友。这是他第一次到文学馆新馆。我带他比较从容地参观了展览。在参观捷克汉学家普什克文库时，我发现他兴致非常高，看了又看，问了又问，还说他也有一些资料可以捐赠给文学馆。同样作为世界知名的汉学家，同样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和翻译做出过巨大贡献，他内心对普什克在中国所受到的高贵待遇是有所欣羡的。我感觉到了，但没有挑明。之后，我去向舒乙汇报工作时，专门提议设立许世旭文库。舒乙深知许老师在韩国乃至在国际汉学界的分量，况且，他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诗集、散文集、论文集等中文著译已不下10种，得到了高度的评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论是作品的质还是量，都丝毫不亚于很多中国作家。舒乙当即表示同意。当时不像现在，文学馆对于设立专人文库规定了相当苛刻的条件，对外国学者更加严苛。首先一条是本人须具备中国作协理事以上的身份（现在已经完全打破了这一身份限制）。当我把文学馆同意设立“许世旭文库”的消息写信告诉他时，他高兴坏了，要知道，作为韩国人，虽然用汉语写了大量作品，但他连作协会员都不是，更别说是理事了。他立即寄来了一包弥足珍贵的资料，有他的著作、手稿（三份）和书信两通（分别是他写给王瑶和吴祖光的），还有一份手写的清单。我马上呈给舒乙。
许世旭文库之设立，其实已无疑义。但许老师自己似乎反而有点忐忑，毕竟能以作家本人姓名命名的文库连绝大部分中国作家都很难拥有。或者说，他想预热一下。2004年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散文集《移动的故乡》。他旋即委托出版社在文学馆搞了场小型的“许世旭老师散文作品研讨会”。严家炎、谢冕、孙玉石等他在北京的老友均来捧场。我帮他忙会务，效果相当让他满意。在那次会上，舒乙就宣布了设立许世旭文库的消息。
就那么小范围一说，许老师可能还是觉得不够，文学馆也觉得不够。于是，2004年5月16日，隆重举行了许世旭文库开库仪式。那天尽管出席的人不多，也没有请媒体，但许老师无比高兴。他是很以此为自豪的，曾主动跟很多人分享这份荣耀。韩国学术界、文化界也把这当作一个重要事件，有数家媒体做了报道。《当代韩国 》2004年第3期发表了郑成宏的长文《当代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文中说：“作为韩国著名的中国学家,许世旭老师通过研究汉文学,进行汉语诗歌、散文创作,为中韩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了表彰他的成就,中国现代文学馆特别设立了“许世旭文库”。2004年5月16日,许世旭文库开库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截至目前,该文学馆共有85座文库,其中有4座为海外中国学家而设立的,许世旭就是其中之一。”当然，按照舒乙的说法，我们所表彰的，不仅是许老师个人，而且是在韩国从事中国学研究的1271名老少专家。
在出版《移动的故乡》之前的一个月（2003年12月），百花文艺还出版了许老师翻译的韩国现代诗人朴木月著的诗集《过客》。责任编辑李华敏女士也来参加了散文研讨会。会后，她从天津给我寄来了《过客》，说许老师嘱我写篇书评。我立即就如命完成。许老师曾经跟我说过，朴木月是他最喜欢的韩国诗人之一，的确，无论是心灵的状态还是艺术的风格，朴木月都跟他本人很接近，疏朗、潇洒、淡泊、纯粹。因此，他翻译的朴木月的诗几乎可以放入他自己的中文诗集。许老师不太喜欢我的诗歌风格。我当然早在1990年代初受业于他时就读过不少他的诗，但似乎直到细读《过客》，方才完全领悟我跟他的审美追求有着巨大的差异。我当时的诗作有意象过于密集、情绪过于激烈之嫌。当然，这种差异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师生之谊。
2005年初秋的一天，许老师来中国社科院图书馆查资料。约我见面时，他说他受韩国现代诗人协会的委托，想跟中国诗歌界进行深入交流，他是中韩诗歌交流的桥梁，这工作非他莫属，他希望我帮他做好此事。我乐于从命，向他介绍了中国诗歌学会的情况，同时替他向诗歌学会的吉狄马加、张同吾和祁人三位领导传递了这个信息。诗歌学会非常积极，邀请他前来参加当年10月25日至31日在安徽马鞍山举行的第一届中国诗歌节。当时中国诗歌学会委托我邀请一些外国诗人躬逢这一中国诗歌的盛会。许老师是外国诗人，也是我代为邀请的，但不在我“管辖”的范围内，这倒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业师，而是因为那次他是作为特别嘉宾来参会的，同时他也肩负着中韩诗歌交流使者的重任。双方互派代表团的协议几乎就是在诗歌节期间商定的。
一年之后，在许老师做了大量穿针引线、组织联络的工作之后，2006年10月19日至25日，应韩国现代诗人协会的邀请，以张同吾为团长、雷抒雁为副团长的中国诗人代表团一行9人访问韩国，出席在首尔举行的第一届中韩诗人学术会议。许老师是全赔，但是，为了省钱，他没有住宾馆，而是住在家里，每天乘地铁早出晚归。由于其他韩国人不懂汉语，我又不懂韩语，会务的各个环节似乎都需要他安排或者说他把关。他带我们参观，陪我们喝酒，忙前忙后，谈笑风生，每天都活动到10点钟之后，但他一点不显疲态。大家都非常感动。
2007年，许老师率韩国诗人代表团回访中国。10月11日至18日，“第二届中韩诗人大会”在北京和黄山举行，会议主题是“21世纪中韩诗歌的美学特征”。虽然我们在每个环节都安排了韩语翻译，但许老师还是忙了个不亦乐乎。因为我发现，韩国诗人们非常依赖他这位中国通。
这两次非常重要的中韩诗歌交流活动，都是我协助许老师完成的。他通常一早上就来电话。一是他自己起得早，二是怕我上午出外公干，三是北京跟首尔有一个小时时差。他那儿7点，我这里才6点，有时我还没起床呢。一大早就听到他那中气十足而又温雅的声音，我倍感亲切。他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还特别表扬了我去韩国时提交的论文《论当前中国新古典主义诗歌创作》，说我能在行文中活用古典，显现了我的古典文学功底。其实，我心里清楚，我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还不如他这个外国人，远远不如。要知道，他在台湾师范大学留学时，专业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后来还编写过煌煌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呢。我只是跟他学了一些皮毛。
许老师每次来京，都会给我带一些小礼物，笔啊茶叶啊领带啊等等，带的最多的是酒。因为每次见面，我都要陪他喝上几口。他几乎每次都说，他代表的是四大酒鬼，我代表的是四小酒鬼。他1960年代在台湾留学时，以及后来，与纪弦、痖弦和楚戈有四大饮者之誉。而1990年代初，他在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我时，我们有师兄弟四人，被称为“四小酒鬼”或“四条汉子”。诗坛许多人都知道这些掌故。有一次，他从山西经北京回韩国，我去见他并送他。他拿出一瓶包装精美的竹叶青，说那是中国朋友送给他的；但是飞机上不让带酒，他怕托运被砸了，要转送给我。我说“酒乃老师您之挚爱，况且那是别人带着深厚情谊送您的，我怎么能要？”他说“咱师生谁喝都不一样？”我想了想，说“那咱俩干脆去找个馆子，把它干了吧。”尽管当时不在饭点，而且离飞机起飞时间已经不多；我俩还是像两个酒疯子似的，在一个小饭馆里，要了俩菜，迅速把那瓶好酒给解决了。
2004年底，以许老师和我们几个弟子之间的“酒谊”为主题，我曾写过一篇怀念他的谑而不虐的文章，发表于香港的《诗网络》杂志。他看到后，非常高兴，专门打越洋电话来，连说“有趣，有趣，有趣”。后来，他还写了首相关的诗：
每逢四合薄暮时，我挥着马棒
风衣飘飘地带领“四条汉子”
解渴解颜，对酒当歌之后
就把踉跄身影印给泥路上的
那师生一伙的幸福岁月。
——《怀北碚》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感慨曰“现实的万水千山是无尽的阻隔，相聚的希望绝对是绝望。”这相聚说的是四大饮者与四小酒鬼的八仙之会。2004年，许先生还小伙子似地满世界转悠，我都隐感到绝望。如今，纪弦远在美国，已经97岁，痖弦和楚戈在台湾也都七老八十了，连许先生这个灵魂人物都仙逝了。哪还谈得上相聚？相聚又有何意义？
最终夺走许老师的魔鬼是肝癌。我想，这跟他喜欢喝酒有一定关系。正如去年夺走我父亲的是肺癌，跟他五十年的烟龄有关。假如许老师再来北京，我一定不让他喝酒了；可是，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在短短7、8个月里，我连失严父恩师。痛何以堪？！今夜，我只想沽一桶酒，独自偷偷找个角落，读一读许老师的诗，在诗酒中，在泪眼婆娑中，怀念我们“那师生一伙的幸福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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