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旭︰懂得漢字是一種福氣
作者：張薇
日期：2004/09/10

立法會選舉還有兩天就舉行，選情進入白熱化階段，向來不是香港政治傳統的抹黑、揭秘等手腕，每天充斥傳媒空間，社會分化嚴重。他，卻提醒我們，中國的文化是一種兼重、融匯的文化。

　　多年來我們還在母語教學的問題上辯辯不休，他說，懂得漢字是一種福氣。

　　近年韓國電影、電視劇和音樂等流行文化在東南亞形成的韓流，在他眼中看來，與這個地區共有的歷史文化息息相關。

　　要清楚自己，必須跳出自己。許世旭，韓國高麗大學中文系教授、詩人、散文家，以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情，告許我們韓國文化的深厚底蘊，也從中韓文化的差異，讓我們更了解自己。

　　相隔了 14 年後，許世旭再次來到香港，出席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的暑期講座，這個消息是一個月後，在他漢城的家裏才知道的。造就這次和他的會面，是一個讀者和一個作家的因緣，比起一個記者與被訪者透過新聞稿而促成的見面，情懷是不同層次的。

　　在上海書城的茫茫書海裏，日韓文學專櫃可說只是一葉孤帆，而這葉孤帆中，日本文學佔去絕大部分，書架上作者名稱前面注有（韓）的書，不過 20 本。熱門推介的「愛情炫酷網絡小說」系列，如可愛淘著的《那小子真帥》，早已宛如小山，堆在人流最旺的電梯旁邊。有別於根據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樹這些熟悉的名字在日本文學中按圖索驥，在陌生的名字中挑選韓國作品，只能靠細心翻閱每部作品，最後買下了許世旭的散文集《移動的故鄉》和他繙譯的朴木月詩集《過客》，並著手尋找許世旭。這份因緣使今年已 70 歲的許世旭格外高興。

新詩與古典兩棲

　　他與中國文化的因緣也是織在人生的際遇裏。雖然血統上是純粹的韓國人，許家和一般傳統韓國家庭一樣，歷代都研讀中國經典。1950 年，剛升高中一年級的許世旭因韓戰爆發而避亂家中，開始跟隨父親聘請的中文老師讀千字文。「那年我 16 歲，和中國文學一見鍾情。從此 50 多年來我一直用兩種文字寫作。父親那一代是孔子的教徒，對儒家只能尊重、崇拜。我現在卻能用批判的眼光來看儒家文化。」

　　韓戰結束，許世旭考進當時非常冷門的漢語系，畢業服完兵役又立刻考獲中華民國政府的獎學金，到台灣修讀碩士和博士學位。60 年台灣復古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被許世旭踫上了。氣質適合新文學的許世旭「倒霉」地被迫選擇在保守嚴厲、壁壘分明的台灣師範大學進行沉悶的訓古工作。為抒發胸懷，他「冒險越軌」，創作新詩，同時並不放棄對古典文學的鑽研。在今天，能打下紮實的古典基礎和隨心所欲地進行新詩創作，對他而言，都是福氣。

韓國人應該學漢字

　　「能夠知道漢字，懂得運用漢字的人，相當幸福的。因為漢字很含蓄，很少字包含很多意義，而且它還能不斷創造新的意思，是很有魅力的文字。」許世旭不獨表達他對漢字的熱情，語氣之中的熱切，甚至是想說服眼前這個未必能完全明白和欣賞自己的文化的中國人。許世旭主張韓國人必須學漢字，恢復漢字的教學，「學漢字的好處有 3 點，第一可以創造東方共有的文化，第二可以了解我們祖先的文化，第三可以開創新的語言。可以雙語創作和從事學術是我的福氣，很多人不知道這是福氣，常常忘掉。」許世旭用近乎純正的國語多番強調。

　　訪問結束後，經過許家所住公寓大廈外的花園，有清風吹過蒼勁的松樹，記者說了聲：「有點涼意了。」送記者走的許世旭回答：「看，你不說涼快，而說涼意，意境就很不一樣了，那就是漢字的魅力。」訪問期間，正是中韓就高句麗的歷史問題展開的外交紛爭最烈的日子。許世旭說縱使多麼熱愛中國文化，也不能為中國而向自己的同胞辯解甚麼，他的無奈有多深，不言而喻了。


許世旭的中韓情懷：

　　現在雖還未確定，但從古人的生活方式來看，我們自以為韓國人的祖先應該是遊牧民族，而漢人是農業民族。我們的民族服裝適合騎馬，我們吃生的、冷的、烤的，適合移動的民族。而漢人吃熟的、燉的、很固定的。

　　但兩國相同的是同樣繼承儒家思想。但儒家在宋朝分兩派，在中國，兩派並行不悖，融匯、兼重，這是中國文化的妙處。我們只接受朱熹的行為主義，拒絕陸九淵、王陽明較活潑的心理主義。所以我們重倫理，講行動，男女有別，長幼有序，講權威主義。由於歷史原因，民族受壓迫，韓國人開始追求民主，開始的時候，民主與儒家思想衝突得很利害，現在已調和得比較好。

　　韓國人一方面受儒家思想影響而保守，屬於行動派，一方面性格中又有激情，第一是半島國家的普遍性格，浪漫，能唱歌跳舞；第二是食物中的生、冷、辣，給予我們熱情；第三是自然變化的明顯，熱情的來源是傷感和悲哀，人為甚麼會老、會死？韓國有4個月的冬天，經過零下十多二十度的苦寒，春天來了，大家就開朗起來，到郊外去唱歌、跳舞、寫詩。悲劇出詩人，所以韓國人特別愛詩；第四是韓國的歷史教訓，先有日本侵略，獨立後又有美國軍政統治、國土分裂，以致韓國人有的時候非常快樂，有的時候非常悲哀。

　　近年的韓流，日本、中國、台灣、香港和東南亞最瘋狂，這些都是漢字文化圈。在這些地方的家庭、倫理主義開始沒落的時候，韓國的家族主義、倫理主義湧起、踫上了。如果不是在共同的漢字、儒家文化圈，不可能這麼熱起來。我在國內被討論得最多的文章《移動的故鄉》，寫的也是倫理問題。原來我們之間也有著同樣一種情懷。

《香港經濟日報》授權轉載, 2004年9月10日, 閱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