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以后我还常常跑回母校听系里的学术报告会，八五年底的一次就是林先生主讲北京话的来历，我才第一次明白了原来我们花了一年时间在京郊四处奔走搞来的这些杂乱无章的材料里蕴含着那么深厚的理论意义。那时我在《中国语文》编辑部工作，编辑部开会鼓励大家外出约请好的稿件，我就想起了林先生的工作。八六年冬天的一天，我就到燕南园52号那小楼上拜访了刚刚做过手术的林先生，林先生虽然身体还很虚弱，却高兴的答应了我的要求。两个月以后，我如约到先生家里取稿子的时候，杜荣先生还给我解释，说先生做完那么大的手术也没好好卧床休息，一口气把这篇文章写出来。这文章就是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北京官话溯源》，刊登在了《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上的头一篇。文章登出来我高兴得不得了，却很快收到林先生给我的一封信，指出其中几处排印错误，并且婉转的批评我有两处常识性的错误，不应该。先生说：“我并不一定要求刊登更正，只是觉得应该告诉你们，提请今后注意。本想直接写信给编辑部，又恐过于严重，只好写信给你，请你转达，多谢!暇望来舍下一叙。”我看了先生的信，既羞愧又痛心。200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焘语言学论文集》，收入了这篇文章，我特意看了一下，那两处都已改正，我想应该是林先生一直记着此事，在校对时候改的吧。

　　林先生处世淡泊，不事张扬，但是对他关心的学术问题却从来不吝热情。九十年代初，我跟既是学姐又是同事的方梅合作研究北京口语语法，专程去请教林先生，先生十分高兴，说太值得一做了，并且说系里那些北京话调查材料都是我们参与过的，如有需要都可以用。1995年我们的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的时候，林先生又热情地写了满满两页纸的鉴定意见，其中说道：“参加本课题的研究人员都是在北京长大的较年轻的语言学家，有较深厚的语言学基础，有最准确的语感，所收集运用的语料都十分翔实可信，他们又都受过相当严格的研究方法的训练，因此能取得相当突出的成绩。”在这几句话里，我处处都能读出林先生在其中扮演的给我们打下语言学基础、给我们以严格训练的角色。

　　1998年，林先生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的“语言学卷”，我和好几位同事、朋友都参加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部分的分条目撰写，交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陆俭明先生打来电话说“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这个总的条目至今还没有一份理想的稿子，他想推荐我试试。我不敢承担，连忙推辞。不料过了一会儿，就接到林先生给我打来的电话，说这几年一直关注着我的工作，他也认为由我写这条比较合适，这下我再恭敬也要从命了。勉强写出来交上去，据陆老师告诉我说，林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的。林先生、陆先生敢于信任我，我知道，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

　　林先生的魅力不仅在其学养，也在他的风度和气质。他也是一位既严谨又非常有情趣的学者。我原本不知道林先生昆曲和京剧的修养那么深，是中文系常跟我一起看戏的冯世澄老师告诉我的。于是83年林先生跟我们一起到郊区调查的时候，我就抽空跟他聊戏。记得那年冬天在石景山金顶街，中午简单吃完饭，我们就在大队给安排的一间空房子里休息，我跟同为戏迷的同学朱洪军围着林先生聊起来，先生兴致勃勃的评说他看过的各位名家的特色，说到杨小楼，他只是连说“神品，神品”，让我们心向往之。我央他哼唱一段，他唱了几句《写状》：“我和你少年夫妻如同儿戏……”韵味十足。接着林先生让我唱，我其实不会昆的，就唱了一段《逼上梁山》里的吹腔，林先生说不错，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原来是从《长生殿》里的《弹词》化过来的，难怪当时感觉林先生好像很熟那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