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八三年的秋天，林先生给我们开“北京话调查”课程。此前林先生已经在七九级开过这门课，调查了北京城区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层次的语言变异，得到了不少新鲜的发现;到了我们这一年，就主要是面向郊区了。第一次课，在系里的语音实验室，林先生给我们系统地讲了北京话社会调查的理论意义和调查内容以后，强调说，郊区调查意义更大，有助于摸清北京话的历史层次，再者，远郊区调查条件艰苦，调查对象文化不高，难度也大，对你们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历练。

　　那时我们都是刚过二十的孩子，倒是不怕吃苦，但是没想到的是，年过花甲的林先生却也穿着件羽绒服跟我们一起往远近郊区的乡下跑。那时候北京的农村还相当的艰苦，真到调查的时候，拐弯抹角找到老乡家里路就很难走，也有的时候随便找个地方就开始聊天，录音，甚至是在土路边、田埂上，或者大棚里。冬天寒风呼呼的吹，录下音来有时候风声比语言材料声还大，林先生跟我们一样背对风沙瑟缩着扎堆儿跟老乡谈话，他话不多，却总能最先引着老乡说出我们希望调查的东西来。

　　到了中午，也没正经地儿吃饭去，林先生和我们一起就近找个小饭馆简简单单的吃，饭间还跟同学们一起拿谁吃了十几个包子打趣，哈哈大笑。

　　调查做了两三个星期以后，同学们才体会出，北京话的调查其实比我们经历过的其他省份方言区的方言调查还要难的多，因为林先生想的深，需要我们挖掘的东西，不是像一般方言调查那样靠提问就能问出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现场应变能力。林先生让我们赞叹的就是经常在这方面给我们切实的指导。记得有一次我跟樊晓冬、胡士云一起访问一个九十多岁的不识字的老人，老人有点耳背，我们准备好的问题都没问出结果来，可是老人很健谈，我们索性就开着录音机跟老人随便聊起来，老人越聊越高兴，时间长了，我们也从中得到了不多的几项调查项目。回来以后我们觉得没调查全，恐怕不好交差，没想到林先生在课堂上特意表扬了我们这个范例，他仔细听了录音以后，肯定了我们的做法，告诉我们，只有会跟调查对象打交道，才能得到真正想调查的东西。听了林先生的话，我不仅放下了悬着的心，还深深感动，领悟了许多。

　　那是我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基础课学得差不多了，班上许多不打算将来搞语言工作的同学就很少选修专业课，一时显得有点散。但是林先生这门他设想中规模不大的选修课，却吸引了班上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进来，林先生以他深厚的学养和个人的魅力感召了这么一批同学，不仅为母校留下了一批宝贵的调查材料，而且在我们四年级的大学生活里书写了最精彩最感动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