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员工频繁自杀的问题，郭台铭认为与工作压力并无直接关系，“与很多人天生的个性与基因有关系，或者是跟他的感情因素有关系。”

目前主流的声音也归因于90后年轻人心理脆弱。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喜凯平在座谈会上说，个体自我的局限很重要，每个人都习惯于怪罪别人，而不是检讨自己。不过，彭凯平同时也表示，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那么人们的心理追求是不同的，这种变化也是形成心理失衡的重要背景。

在前往讲座现场的路上，记者围访郭台铭，正当郭台铭要离开人群时，《中国经营报》记者最后发问：“有没有打算给更多的员工不工作的自由，或者说不加班的自由?”

郭台铭当即停下脚步说：“你这个问题我可以马上回答，富士康所有的员工有不加班的自由，任何员工有被强迫被加班，他绝对可以上诉。”

然而，按照加班必须签订的加班志愿书，如果选择加班，那将整个月都须接受加班安排，而选择不加班，则意味着整个月没有加班的机会，没有单独某一天可加可不加的自由。按照法定工作时间出勤的收入，将会比选择加班所得收入低出一半甚至更多。

在富士康，高收入的代价就是出售自由。而恰恰富士康的“优势”在于，作为高效率的制造业企业，对工人的劳动潜力开发得淋漓尽致。正如17岁的跳楼女工饶乐琴所说，要不停地看显微镜，将小物件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每天十多小时重复快速做着一样的工作。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在职员工，这样描述他对工作的见闻：“有一天下班回去的时候，几个同事在说自己最近是不是变傻了。反应比以前迟钝了很多，因为我们是搞技术的，脑细胞死得很快。”

曾有一名中层干部在会议上讲：“作业员(指普工)就是呆子，我们的机器要做到防止呆子制造故障。”

《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但是由于代工本身带来的低利率水平，直接导致员工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劳动强度过大，收获与付出不平衡，导致心理失衡。“生产最好的产品，做最累的活儿，却无足够的收入。”

郭台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特别指出，有一名跳楼者就是冲着几十万元的赔偿金额选择跳楼。而在网上许多人认为，这种赔偿有鼓励自杀的嫌疑。基于此才出现了“生死合同事件”。

在这个个体价值缺乏认同的企业里，顽强的抗争者如关养春，脆弱的抗争者如马丽群，严苛制度的压力事实上已关乎自由与公平。现在，这已不仅仅是经济法则与表面关爱就可简单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