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叙说着与亡灵有关的故事。木心还告诉我另外几则，他后来转移到一个民间组织私设的监禁地，位于徐家汇附近。犯人每月允许冲一次“热水龙头”，当热水直达头颈以下的脊椎，“这一种舒服如同死一般的舒服。”另一则是某冬日午后，看守允许犯人到天井放风，木心搁了一块“汰衣裳板”，在冬日和熙的阳光下翻起丝绵棉袄来，此时从徐家汇远处传来了电车声、人的喧闹声，木心一时感到十分平静和满足，“我对生又充满了希望”，“这种声音简直是从另一世界传来的福音”，以至于木心后来“越狱”，又留恋地重爬回囚禁他的牢笼。我不解的是：木心把这一切“享受”都与死亡沾上了边。

　　1978年某日，木心已获得自由，我在单位见到一个熟悉身影，着一袭草绿色迷彩军便服疑是木心，我上前招呼，他惊诧：“你还认识我？”“当然！”时光行至1981年，我已调往上海交通大学，某日回单位又见木心，他与我沿着草坪边走边说：“有好心人正帮助我去美国，已经有望。但是担心本人的资历不足，出去恐怕勿来事（不行）。”我说不要紧，可以安排你来我校讲几堂课，发一张证书给你如何？不几日，木心前来上课，先到我办公室打招呼，我竟然草草指点，让他独自去到隔开几幢教学楼的地方上课，而没有陪同前往。那年我38岁，还是不懂事，但是比我更不懂事的是时代，竟至现在听起来整个儿荒谬！先生曾对我调侃某些人：他们自称是艺术的“门外汉”，自认这样已经很谦虚了，实际上他们只能是后门的“门外汉”，甚至连“后门的门外汉”也称不上。“如若在罗浮宫前门放进一头猪，从后门出来的准保还是一头猪”。

　　话语如此刻薄但所言不虚。某人与先生在纽约相处八年，且在同一个工作室朝夕相处，竟然点墨毋沾，全身而退，如同没有过这番经历。另一位仁兄，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顶楼的咖啡室，竟指着先生的鼻子喊道：“侬一天到夜瞎三话四！” 说这话时此人已满头白发，戴深度眼镜，显然过了不惑之年，他的终极信仰是“碟仙”很灵验。在纽约呆了四年后原本要去欧洲游历，遭拒签，索性回了原籍，至今下落不明。

　　真正修成正果的是陈丹青。1989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在纽约皇后区陈丹青家的客厅里，丹青坐在他本人的自画像底下，穿一双细心保养的、多孔的高帮皮鞋。此时他蓄发，昏暗的顶灯照不出头顶的高光，却使得下眼脸的眼边熠熠生光，是泪光。夫人黄素宁与一排流落在外的各地青年，沿着通往内室的右墙脚端坐，那天讨论的是：如何让木心先生再度复出讲课，大家为此商量对策。不久，先生宣布复课——“正果”便是这样修炼而成的。

■把朋友分作

“平原游击队”或“冰山上的来客”

　　木心初抵纽约，一位姑隐其名，华人收藏界的翘楚提出给木心住所，是位于林肯中心对面高层中的一套，最终使先生写出了《林肯中心的鼓声》那样的名篇。但有所要求：一，每月以画相抵；二，为其捉笔为文（当然是阿谀房主人的文章）。这是先生所不能接受的，住不多久便搬出，在众所周知的“琼美卡”觅得另住处。先生对“琼美卡”的音译如同徐志摩译出“翡冷翠”一样赋予诗性，实质为非洲裔与拉美人杂居的地区，并于此地写下了《明天不散步了》和《温莎墓园日记》中的多篇。为解决生机，先生一度替画商绘制波斯的“细密画”，先生手感极端精密，细密之处不着斧凿痕，此为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你若屏息逼视，能有一阵昏眩。先生曾说：“把精细的东西弄到粗砺，是最大的恶俗。”不久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回绝了这门生财之道。一日他丢弃了画笔张臂起立：人的一生不能在讨生活中度过。于是有了他日后对文坛的贡献。

　　1989年岁末，先生约我去唐人街金国超市门口等候，他轻车熟路穿越于唐人街迷宫般的小巷，终停在一家菜饭店的门口，我们上了二楼。此行他要专门和我谈谈关于“H”的事，探讨如何把“H”从上海弄到纽约来。“H”者，是先生居住上海外白渡桥边某处的一个邻居，一个修理汽车的强壮大男孩、愣头青，多年来先生在他身上花了心血，教他写作并寄予很多期望，在“H”身上可以感到礼数的过分周全，这是先生长年调教所致吧！此刻先生六十又三，已考虑到老年人的需索，而着意寻觅一位环绕身边，能事事照应他的人选并认同“义子”。不久“H”成功抵达，不久“H”又从先生身旁消失，据称是独自结婚去了，似再无联络。对此，先生的惯常政策是“欢送”，他不信有‘浪子回头’这回事，因为头也“浪”掉了，还回什么？

　　陈丹青讲过：“大家都知道先生是比较难以相处的，但是……”此为1989年初春，在皇后区自家客厅里丹青的一句开场白，接下的一句应该是：“假如没有木心我很难想象，纽约的生活将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先生是寡情的吗？否！在我看来是苛刻而非寡情。先生把朋友简单的分作两类：“平原游击队”或“冰山上的来客”，我曾经被许为“冰山上的来客”，但最终不明白在他心目中的确切定位。在我前后也不知有多少人被他“欢送去地狱”，或步上“前程万里的下坡路”。关于先生的择友标准自有些许难以言表的潜规则。孔子曰：“……割不正，不食……”，仅指食肉的挑剔，哲人特殊的取舍无可厚非。先生曾论述人的相貌，要看一个人的吃相睡相，还有笑的样子：“笑时一脸坏相的男人特别得到女人的欢喜……”实为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睡相形同死相，笔者存一偏见，欧洲人的死相强过东方人。后者刚死就脱型脱相，欧洲人卧在冥床上仍威严十足虽死犹生。先生写过歌德躺着的模样“一双脚小而有样”，极尽赞美。回过头来先生对于友人样貌的可人与否，确实有所取舍。他曾说：“这人不单‘肉夹气’甚而‘砧墩板气’。”

　　先生如有不愿再交往之人自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能耐，可以老死不相往来。提出这一点，是为了完整先生不愧为美的终极追索者的形象。提醒样貌不济者自动却步，可惜这个提醒已为时过晚。关于先生对人和事的臧否，只知道他难得夸许同时代的国人（鲁迅张爱玲当然除外）。我听到的赞扬最多是“这才像个样子”，这是对我而发的。我曾问道老舍写得如何？先生顾左右而言他，在我再三逼问之下，当代作家中出乎意料的，竟是旅居纽约的报告文学作者刘宾雁能受到先生的青睐，其评语是：“他的笔力很健”，连说了两遍。这或许是我听到的最高奖赏。在先生的行文中，“伧俗、媚俗、亮丽”等字样，还有“催情、滥情和矫情”，直至“精彩亮相华丽转身愈演愈烈”，“沉甸甸的一份真情”不一而足——这些都是先生所讨厌的。他也不喜欢众多人围着他，几乎从不出席他自己诗歌的朗诵会——“上帝来了，上帝来了，假如上帝如果真的来了，上帝就不是脚色！”自然，更不喜欢有人在他弥留之际，对着耳朵诵读他本人的俳句或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