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琦

    一、与先生初遇在德国

2004年，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本科毕业即负笈欧洲，蛰伏于图书馆或地下室的我，从来也未曾想到，除了可能的文字往来之外，还能和国内学界的泰山北斗有近距离的接触。对于德高望重的马克昌老先生，我更只是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期间在新生入学会上遥睹风采，虽心向往之，无缘亲聆教诲。然而，如此机缘却突然越过重洋，实实在在地降临到了我的身上，令我惊喜万分。

其时，位于德国刑法学的中心弗赖堡的马普外国、国际刑法研究所的两位所长及东亚部主任邀请先生前来访问并作学术报告，我受武汉大学莫洪宪教授的嘱托，前往接机。循着印在《犯罪通论》扉页那张照片留下的印象，终于在接机口拥挤的人潮中迎到了先生。说来也巧，当时正是我留学生活中较为紧张的一段时期。既出于时间、经济等方面原因，也半是出于慵懒的天性，我长期没有去理发。在国外，男生留长发素来不算什么特别的举动，更何况这个发型早已不算前卫流行，我还时常因此被当地人误认为音乐学习者。然而，当意识到此次要接待的毕竟是刑法学界的泰斗，场合也较正式，我不由对自己的发型有些忐忑，甚至脑海中还浮现过，当老先生发现原来是一位披着长发的男生来接站后皱眉的尴尬场面。然而实际见到先生的那一刻却完全解除了我的不安。先生虽然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长达10小时的国际旅行之后也不显疲态。和蔼平易的亲切微笑，令我紧张的心情彻底放松。虽然我只是一个因私留学当地的硕士生，而对方是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但先生丝毫没有架子，当得知我是前来接站的学生时，还连声道谢。本来我的任务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不是一件小事的发生，也许至今我都无缘与先生有更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当天的航班晚点了。德国的学术重镇多不在交通便利的国际都市，弗赖堡更是远离航空中心法兰克福，位于边境地带。在彼邦，这种布局自有其历史、文化、政治取向等原因；可是在我，这竟成了我和先生深入交往的契机：正因为航班晚点，先生与陪同前来的山东大学于改之教授又都是第一次来德，单独转车前往德法瑞边陲的弗赖堡颇有不便，于是我便责无旁贷地全程陪同二位老师前往弗赖堡。与先生能更多地交流，这自然令我内心窃喜不已。下了飞机，换乘列车已是深夜，国内正是凌晨，但先生还对周遭一切新鲜事物（例如当时中国还未曾发展的高速铁路）体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不是窗外一片漆黑，可以想象先生一定在饶有兴味地观玩德国乡野精致。一路上先生询问了不少德国的情况，从专业情况到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百态。永不倦怠的思考、包罗万象的好奇心、平易近人的和蔼风范，这便是先生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抵达弗赖堡后已是当地时间次日凌晨，由于德方并不知道我的临时加入，所以预订给先生的房间也只好临时改为我与先生同住。先生并未对此有丝毫抱怨，也没有临时提出更换房间等要求。先生在2004年访欧的整个旅程中，诸如此类的小事上时时处处体现着他随遇而安的恬淡。

第二天的马普所研讨会的主题是围绕先生亲历的“四人帮”审判问题展开的。虽然对内容驾轻就熟，先生仍然高度重视。记得于教授为先生换上一身崭新的西服，并戏言此举是“将中国教授的风采展现出来”。身着笔挺西装的先生在会场上精神百倍、口若悬河、神情若定，时而侃侃而谈，时而娓娓道来，对细节的回忆既清楚又生动，让人恍然有观赏纪录电影之感，不但令德方体认到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令我这样一个对这段历史所知不深的80后大开眼界。会议途中由我临时担任翻译，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不仅注重历史资料的还原，更注重高屋建瓴地从刑法学、刑事制度发展史、刑事政策学等学术领域对这些原始资料进行评判与反思，并始终注意与德国同行进行平等的、开诚布公的交流。正因为先生的讲述风格是坦荡而真切的，其间与德方也发生了一些激烈而诚恳的“交锋”似的学术探讨。由于中国法治发展历程上走过的一些弯路，有的德国学者习惯性地将审判“四人帮”理解为纯政治性审判，将“四人帮”审判中的刑事辩护视为没有法律意义的走过场。对此，先生从定罪、量刑等多个领域，以生动的实例精彩辩驳，终令德方学者心悦诚服地承认了“四人帮”审判中刑事辩护的法律专业性。更为令人感佩的是，先生并没有因此而将这种辩驳视为文过饰非的幌子，对固有的历史局限性视而不见。相反，先生襟怀坦荡地承认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律师制度确有一定的政治形象上的意义，但先生还是在历史所能允许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法律性、专业性的一面。从担任翻译的我的视角来看，这种诚恳而专业的交流方式，尤其赢得了德方同行的钦佩与尊重，因为只有就事论事、尊重历史与事实，才有进行富有建设意义的学术对话的可能，才能吸引真正愿意深入探讨问题的学者同样坦诚甚至“口无遮拦”式的发问。先生不仅通过表现于外的翩翩风度，更通过中国刑法学之大者的眼光、胸怀与专业水准，将中国教授的风采在国际同行面前展现了出来。我作为临时翻译所注意到的另一个侧面，是先生时时刻刻体现出来的高度开放的学术态度。在聆听先生的讲述后，德方也介绍了他们有关政治转型国家刑事司法的卓有成效的国际对比研究成果。其实，思路敏捷的先生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历史上的“打倒”“四人帮”与南非、前民主德国等国的“政治转型”有性质上的根本差异，然而先生仍然怀着极大兴趣听完了德方同事们的讲述，尤其关心其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的解决经验。

在研讨会圆满结束的次日，先生参观了德国刑法学的中心：马普外国、国际刑法研究所。在此期间，马先生看望了该所的奠基人之一、世界刑法学会前任会长、德国刑法学泰斗耶塞克教授。当两位老先生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历史性的一幕展现在了人们面前。来自中国与德国的大师，宛如两座巍峨的山峦各自屹立在远隔重洋的两国。现在他们遇见了彼此，这是高山与高山的对话，大海对大海的致意。时过境迁，现在马老先生与耶塞克老先生均已仙逝，回想这一幕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二、陪先生游历西欧

结束对德国马普所的访问之后，我更有幸全程陪同先生游历法都巴黎。先生健旺的精气神再次令我讶异乃至羞惭。时已年近八旬的先生在巴黎城中徒步而行时，健步如飞。但凡感兴趣的景点，先生常是一马当先、奋勇直前，反观我和于教授均曾出现力有不逮、气喘吁吁的情况。因此，巴黎街头时而出现两位年轻者跟在一位矍铄老者身后蹒跚踉跄的奇特景观。原来这是先生每日坚持散步的骄人战果。听先生介绍，为了精确测量每日步数，做事认真的先生佩戴了计步器，为了不让生活规律中断，先生也将计步器带来了欧洲。在长达10小时的飞行途中，先生还坚持在机舱内“散步”。我还能记得当时戏言，先生这次散步虽然步数不够，步幅却大得惊人，从北京一路“走”来法兰克福。除此以外，先生对欧洲文艺的热爱程度也是一般人所不及的。虽然先生对刑法专业倾注了全部心力，但这并不妨碍先生对文学艺术的浓烈兴趣与研究。参观卢浮宫时，先生曾在每一件经典画作或雕塑前久久驻足停留，并努力了解这些作品背后的人文典故。先生曾感叹，如果时间允许，真应该花一周时间细细观赏卢浮宫里的这些珍宝。晚间在旅馆闲聊，先生也曾问起我对文学经典作品的了解程度，愉快地和我聊起他对文学作品的感悟与回忆，着意提到他早年读过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但后来湮没无闻的文学译作，几番感叹再无机会重读当年的经典。从先生身上，我领略到了一位社会科学大师的深厚人文功底与情怀。有的人可以在专业领域做出惊人的成就，他是一位优秀的专才。而优秀的专业成就，加上深厚的人文底蕴，才能成就一位真正的大师。

旅途中的马先生，体现出了专业领域之外的强烈好奇心。他那永远开放而年轻的心态，延伸到了刑法之外的世界。途中，马先生一路在计算他目前已经到过的国家总数，并向我们讲述他去越南、巴西等国参会旅行的趣闻。我们明白，先生希望去更多国家的心愿是很强烈的。但碍于先生的高龄，我和于教授经过反复磋商才决定改变计划，临时增加比利时与卢森堡的行程。先生虽然遗憾于没有去成罗马等地，但对这个安排还是颇为满意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嗣后先生再也没有机会踏上罗马的土地了，这已成了那次难忘旅行中的一个深深的遗憾。

旅途中的马先生，也是一位风趣幽默，甚至具有童心的慈祥老者。记得在巴黎车站购票时，我和于教授不得不去国际窗口排队而将马先生单独留在等候间少顷。买完车票，马先生带着诙谐告诉我们，刚才等候室来了几位看起来像是不良少年的乘客，马先生一边等我们一边故意大幅度左顾右盼，表示他不是一个孤单的老头儿，正在等的人马上就到。果然我们很快就回来了，大家相安无事。其实这些人也并非坏人，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说这番话时，先生眼中泛出狡黠的光芒，这段小小的插曲正是一位老者的生活智慧富有童心的灵动，这就是最真实的马先生，在思维上永远不曾老去的马先生。

三、我所知道的先生对国际友人之挂念

马先生与日本刑法学大师西原春夫先生之间的友谊，已经成了中日两国学界现代交流史上人所共知的一段佳话。但马先生对德国学者的深情厚谊，同样值得大书特书；他对于武汉大学与欧洲学术机构之间的友谊，同样精心培育，不遗余力。自从2004年马先生访问德国马普研究所，以及2005年马普研究所两位所长应马先生邀请对武汉大学进行回访之后，先生与德国同行之间的交往就一直十分密切。在得悉先生仙逝的噩耗后，马普研究所两位所长都发来了情真意切的唁函，其中西伯教授提到，马先生每年都会给他寄去新年贺卡，数年来从未间断，令他感佩不已。2009年，德国马普所的元老耶塞克先生不幸逝世。闻知噩耗后，先生特意嘱托我代替他向耶塞克教授的家人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我遂代先生草拟一份唁函，耶塞克先生的家人至为感动，在给先生的回信中表达了深切的感激与敬意。实难料到，仅仅过了两年，先生也飘然驾鹤而去，回想此景，怎不令人潸然泪下。

四、先生对晚辈的提携、鼓励与鞭策

2004年陪同访问结束后，先生对我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正是在先生的鼓励与关怀下，我才得以投考德国弗赖堡马普外国、国际刑法研究所阿尔布莱希特所长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每逢过年回汉看望先生，先生都会问起在德学习情况。偶有所得，我也呈给先生过目，虽然彼时我还不是马门弟子，但仍承蒙先生无私教诲，耳提面命，受益终身。

还记得我有幸参编先生主编的《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一书时，在书稿的某些观点上斗胆与先生著作的意见相偏离，然而事后看来，这个少不更事的所谓标新立异之处对全文并无大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确属多余。先生阅后，并无半点不悦，只是淡然表示，观点不同是好事，但同一本书也需要做到前后一致。先生的这种山高水长的胸襟，是对晚辈莫大的鼓舞与体恤。我还能清楚记得，参编此书之时先生对书稿的认真程度令人讶异：先生仔细到了考察稿件中标点符号用法的程度。在当今日趋浮躁的学术界，这样精细与负责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称“异数”了。然而这正是先生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学林的最本真最真我的姿态。这种态度，将永远激励着任何一个求教于先生的晚辈学人。2009年，我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康均心教授的关怀下，侥幸得以在宝岛台湾出版著作一部。虽然有请先生写序的念头，但还只是抱着试探的态度，毕竟不敢有此奢望。没想到先生立即欣然答应作序。这是先生对我极大的鞭策与提携。拙著能与先生的名字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确实令我万般喜悦、铭感五内。

2010年，我以优异成绩毕业，取得德国弗赖堡大学博士学位。次日与先生通越洋电话，感谢先生这么多年的无私关怀。先生高兴，我也极为期待学成归国后，终能投先生麾下进行博士后研究，立雪于先生门庭的情景。然而谁也未曾料到，那时先生的病已经初露端倪。我跟随先生正式进行博士后研究不久，先生就住院了。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为了支持我的科研工作，他在病榻上还曾用颤抖的手拿起钢笔，亲手在一些材料上吃力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每念及此，忍不住心如刀割、泪如泉涌。此前几番在病房探望先生，先生都提到他十分爱读《红楼梦》，在病榻上已读过好几种版本，并且在他年轻时欣赏周旋演唱《黛玉葬花词》的唱片，悠扬婉转的绕梁之音令他一生不能忘怀。我遂留心各处探访这首歌曲，买到几种版本的周旋演唱CD，但这首歌曲一直未能找到。听闻噩耗之后的一个月，当我在南京一家音像店竟终于找到了这首周旋原声演唱的《黛玉葬花词》时，不由呆立良久。先生已经故去，纵使找到这首绝唱，世上又有几人可为知音？！不由痛悔自己回国太晚，跟随先生的时间太有限！这将是我一生中永远的遗憾。

先生的一生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我有幸徜徉其间，翻开了其中的几页，但这已足以令我终生受教。对先生的思念是无尽的，难以用文字一一尽述。我想用一首诗聊表哀思于万一：

《七律·悼马先生》

端阳一别竟成诀，

岂料先生乘鹤归；

惭恨龙门迟立雪，

幸蒙绛帐沐余晖。

西江涌泪伤埋玉，

北斗无言陨少微；

桃李何需悲白马，

公如东岳永岿巍。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