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亚刚

自1995年投入先生门下，春去秋来已16载。每当回想起在先生身边，受恩于先生的点点滴滴，不禁潸然泪下。

我认识先生在1983年初秋。那年我本科毕业，因“文革”结束不久，高校复校后师资缺乏，我又是西北政法大学（原西北政法学院）复校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因年龄较大就留在母校刑法教研室当了一名教师。留校不久，当年9月份便有了进修机会——司法部全国第六期高校师资班（刑法、刑诉班）在西南政法大学（原西南政法学院）举办。当时给我们授课的老师，都是今天我们熟知的我国刑法学大家，像伍柳村教授、高铭暄教授、马克昌教授、董鑫教授、高格教授、赵长青教授等。记得先生当时给我们讲授的是犯罪形态的内容，先生授课内容之丰富、讲解之精辟，对天生愚钝的我，如醍醐灌顶，至今无法忘却，也使我真正领悟到刑法学内容的博大精深。因读本科时还没有现在所谓的“统编”课本，都是各校自己油印的教材，本科学习阶段训练的听课记笔记飞快。所以当时在听这些老师课时，笔记记得比较完整，共六大本。因学校只我一人去听了课，培训结束返校后，还有不少老师曾经借我的笔记去学习。当年的笔记，我至今还保留着，每当我看到一本本泛黄的笔记，先生当年授课情景总是会浮现在我眼前。

课余时，我总与其他学校一同进修的几个老师前往先生的寝室请教，问题无论是否涉及先生授课的内容，即便很“幼稚”，先生也总是不厌其烦，认真解答。先生思维敏捷、睿智，讲解深入浅出不失幽默，使我真正领略到了名家的风范。先生给我们授课虽然只是短短几周，却使我终生受益。只是由于向先生请教问题的人太多，他不可能一一记得。1995年我来先生身边读博，提及此事，并自喻为早是先生弟子时，先生笑着说“算是一个吧！”

在先生招收的博士中，我的年龄算是最大的了。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后，曾经动过考研的念头，只是因为当时教研室老师少。课安排的多，教研室不同意我报考，谁知这一晃就是好几年，错过了报考研究生的年龄。1992年我本科同级的同学，现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教授考入先生门下读博，引发了我再次投师学习的信念。贾宇教授也鼓励我报考，并给了我先生的联系方式。1993年秋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先生写了封信，说自己错过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已经4l岁了，希望先生能同意我报考。先生很快回了信，说他并不在意是否读过研究生，只要能够好好学习，总是会有收获的，只不过武大规定报考年龄应在40岁以下。这不啻当头一盆凉水，使我心灰意冷。1994年武大博士入学考试后不久（当时入学考试是5月份），意外地收到先生给我的来信，信中说自己没有调查好，报考武大博士年龄是45岁以下，同意我报考，并让我向贾宇教授、莫洪宪教授请教复习备考的事宜。读完这封信，我惊喜感动交加，先生对一个普通教师的关切之心跃然于笔墨间，当时的心情难以言表。我也没有辜负先生对我的期望，1995年我是在报考先生的考生中成绩最好的，也就顺利投入先生门下，成为“马家军”的一员。

记得入学报到后，我第一次踏进先生的家门。武汉这个“火炉”真是名不虚传，从枫园宿舍一路走来，加之还有点紧张和忐忑，进门时已经浑身是汗。先生将我领进他的书房，让我坐在风扇边，徐徐的微风，才使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同级师弟彭卫东随后也来了，我们便抓紧时间向先生请教入学后应该如何学习。先生告诫我们：刑法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问，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要立足中国的实践，解决自己的问题，即使对国外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也应该如此。在不知不觉中，一个多小时很快过去了。

先生不仅这样教导我们，而且还身体力行，每年都抽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有时甚至不顾及自己身体状况不好。由于先生崇高的学术地位，每年都有许多司法机关，特别是武汉当地的司法机关向先生请教咨询案件。每次陪同先生参加案件的咨询研讨，都如同一次次听先生授课，这也使我有机会了解实务的需要，体会到先生教导的良苦用心。2003年6月，由先生推荐法学院同意，我在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挂职副院长主管刑事审判工作两年多，使我更深刻体会到先生当时所说理论联系实际的意义所在，也使我的学术生命中又有了崭新的一页。

1998年我博士毕业，先生挽留我在他身边工作。但在调动工作时，却出了点状况。先生不顾自己70多岁高龄，亲自到西北政法大学协调，尽管西北政法大学当时的领导是不同意我调离的，但出于对先生的尊重，最终还是同意了。事后我才得知，当时要引进已经45岁的我，在武大法学院可算是破天荒的。先生在动议留我时，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啊。好在自认为自己还算争气没有辜负先生的厚爱。

读博一时，先生让我参加《西方近代刑法学说史略》的撰写，该书写作需要大量外文一手资料，但是资料室规定，一次是不能借几本的，这让我有些为难和不便。也不知先生是怎么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专门打电话给资料室，给我“开后门”，可以多借几本。借这个契机，我就“壮胆”不断去多借几本复印，积累了不少外文资料。为了我们学习，先生不知操了多少心。

先生对我们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读博期间，我都需定期向先生汇报看书、学习情况。每次去家里见他，心里总是没底，不知道他会提出什么问题来检验我的学习，博士阶段学习大大提升了我的研究能力，倾注了先生大量心血，我的博士论文初稿上，密密麻麻留下了先生批改的红色笔迹。我至今仍然珍藏着它，留作纪念。还记得中期考核时，一师弟成绩不理想，先生非常严厉地批评他，硬是没有让他通过，下半年再考。当时先生生气的样子，我至今都忘不了。先生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影响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学生。

传统佳节或师兄弟们回校，我们总有机会与先生小聚，大家都会嚷嚷着要喝先生珍藏的好酒。不少回来看望先生的师兄弟们时常抱怨道：送给先生的好酒都被在先生身边的你们喝了。大家还演绎了不少与先生共酌时的小笑话，像刑法学界广为流传的先生“名言”：“学刑法的怎么能不喝酒呢”之类的。时有来宾小聚求证先生此话的渊源，先生总是笑而不答，也许是先生的默认吧。考虑到先生已高龄，师兄弟们当然不会劝先生多喝，不过，三五小盅总是免不了的。喝到特别兴致时，先生也有不听劝的时候，要多喝几盅。这让我们从未感到与先生间年龄上的差别。与先生小聚，是我们最欢快的日子，先生看着弟子们亲如兄弟姐妹，举杯觥筹，脸上总是荡漾着幸福慈祥的笑容。

1999年春节，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因搬家，我没能回西安过年，大年三十中午，先生打来电话请我到家里吃年饭。春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啊，我怕打扰先生的生活，很犹豫是否该去。估计先生猜到我的心思，还未等我客套话出口，先生就已约定好“7点钟过来吧”。常言道“师恩如父”，我想，只有这句话能够表达出我当时的心情。

先生仙逝后，媒体采访先生的公子马霄汉，谈到先生的一些往事，霄汉说：“父亲与学生之间的师生之情甚至重于他与父亲之间的父子之情，父亲所有的学生都是父亲的儿女。”作为先生弟子的我们，又怎能不感同身受呢?

常言道：“有心医病，无术防老。”而今，黄鹤犹在，先生远行，悲痛之情悠悠。弟子们一定谨记先生教导，传承先生热爱的事业!祝先生一路走好!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