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曾卓都是黄陂县人，家庭背景大同小异，1929-1938年间，除很短的时间以外，都在武汉市生活和学习；1940-1944年间，都在重庆生活和工作。为什么彼此毫不相知，毫无接触呢？我以为，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青少年时代所处的环境有异，因而所走的道路不同。我初入学读书时，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中国共产党，因此在后来我受教育的过程中，我的知识生活和思想是受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界的熏陶和制约的，是在这个圈子里孕育而成的。曾卓进小学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七年，在知识界的影响已经相当的深刻，曾卓的知识生活和思想是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鲁迅思想的影响下孕育而成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此无缘相知相识，合乎常情。
　　从1946年起，因各种原因，我已逐渐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到1947年9月，我在武汉大学执教后，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已经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倾向性；1949年初，又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成员身份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曾卓1947年在中央大学毕业后，回武汉市任《大刚报》副刊《大江》的主编。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中，彼此已逐渐相知，甚至同气相求，同心相励，但仍缘悭一面。大约是在1953年4、5月间，我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列席武汉市党员代表会议。曾卓作为正式代表，当时已有15年党龄，但他却不以老资格自居，积极热情地、谦和诚恳地和我这个列席的代表接近、交朋友。我虽未明言，心里是非常感激的。自此以后，我作为武汉市总工会的宣传部长，他作为武汉市文联的常务副主席，虽然在工人文艺运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和而不同”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5年，在毛泽东煽起的"左"倾思潮下，曾卓被强制塞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入狱。我当时任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因职务关系，不得不表态，对他进行批判斗争；同时，我与曾卓对文艺工作的看法存在一些分歧。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大都是有些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曾卓的文艺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不良传统的影响，胡风就曾批评他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浓厚。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955年7月撰写了一篇长文《揭露曾卓对于武汉市工人文艺活动的罪恶阴谋》，发表于《长江日报》，并被全国、省、市各级媒体转载。虽然我写这篇文章有上述两点原因，但此文用语刻毒，而且过分上纲上线，污蔑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他的言论都是公开发表过的，我却称之为"阴谋"；强词夺理地攻击他"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和破坏文艺团体之间的团结"等等。我写此文时，已经多少意识到，我其所以这样上纲上线，乃是为了表明，自己在紧跟毛主席反对胡风反革集团问题上立场坚定，心里并不踏实。文章发表后，心里更是常常感到不安，念及曾卓如此倾心地与我相交，我却写出这样的文章对他进行攻击，越想越是感到有愧。1979年他平反以后，歉疚之情多次促使我找机会向他当面致歉，但又始终勇气不足，以致一再耽搁。
　　时隔40余年，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1997年，我主编并参加撰写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出版，我和曾卓的一位共同朋友康惠农，知晓我的这种心情，就不和我商量，自作主张地以我的名义，将此书赠与曾卓。曾卓不了解内情，获书后写信感谢我，并告诉我说：“近年来常在报刊上读到大著，文笔酣畅，思路清晰，见解精辟。可见精力仍旺盛，甚为欣慰”。接到他的信后，我又惊又喜。除暗中感谢康惠农君外，立即给他回信，向他谈及1955年那桩不愉快公案，坦言40余年来我心里始终难以抹去的愧疚，和一直想当面向他表示歉意却未能如愿的心情。1998年2月15日，曾卓在回信中写道：“50年代的旧事，不值一提。当时那样的形势，大家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所以，我是能理解，并不介意的。"接到此信后，我的心情比以往轻松了不少。特别是从以后我们的交往中，从我对他为人处世的更多了解中，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是出自肺腑的，是真诚的，是值得钦佩的。自此以后，我常想以某种方式对曾卓的大度与宽容表示我的敬意，但我虽才疏识浅，却是一个不易以言语许人的人，久久未能如愿。1998年5月29日，也是我们两人朋友并了解我们关系的《长江日报》罗建华编辑，在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有意邀请我和曾卓同时参加，使我们久别重逢，互倾积愫，彼此十分高兴，我向他表示敬意的心情愈切。后来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偶读陆游诗词，觉得两位诗人有某种相似之处，于是赋七言律绝一首：
　　心有灵屏一点通，参商半纪喜重逢。
　　古今诗叟其谁似，野老丹心一放翁。
　　2001年6月5日，我将诗作抄寄曾卓，并拜托作家姜弘把拙著《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转赠给他。6月8日，曾卓复信说："承赠诗，感谢而又有愧。诗朴质情深，自有一种境界，只是我哪能高攀放翁。过去写过一些不能称是诗的诗，只是表达一些个人的感受和情怀，老来多病，只有搁笔了，但还有一点忧国忧时心耳。”
　　2002年4月10日，曾卓因病逝世，此信竟成他给我的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