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原名曾庆冠，是我黄陂县的小同乡。我1913年5月13日出生于黄陂北乡农村，他1922年3月5日出生于汉口，彼此原不相识。虽然解放前我们互有所知，但见面与接触却是在解放以后。
　　曾卓4岁时，他的父亲以反对包办婚姻为由，遗弃了他的母亲。他认为极不公平，非常同情他的母亲，从而激起了他同情弱势者的正义感。6岁时进入武汉市第六小学读书，曾在老师帮助下，在当时报纸的儿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从此热爱文艺。1934年考入武汉市男一中就读，当时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已近90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坚持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激愤。中国共产党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在1931年9月20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到1935年，又在《八一宣言》中正式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同时，还在原有进步学生组织的基础上，在广大学生群众中迅速扩建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各种组织，并于1935年掀起席卷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这种火热浪潮中，一向正义感很强并已受到鲁迅思想影响的曾卓，很自然地结识了一些高年级的进步同学，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读书会，并于14岁时，在汉口《时代日报》发表“生活”一诗，认为“生活像一只小船，航行在漫长的黑河。没有桨也没有舵，命运贴着大的旋涡”。15岁时，成为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被学校除名，转入黄岗正源中学就读，并在当地抗日热情的感染、鼓舞下，经地下党人介绍，1938年3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时年16岁。
　　同年武汉沦陷前，曾卓流亡到重庆，考入复旦中学，参加了进步同学的组织“吼声剧团”和“复活社”，并任党支部的宣传委员。1939年，他为即将前往延安的同学写了一首题为《别》的诗，发表在进步文学家、复旦大学年轻教授靳以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文群》上。靳以很赞赏这首年轻人的诗，发表时还写了短文予以评论。此后，靳以还到曾卓的宿舍看望他，使他受宠若惊。1940年，曾卓结识了著名年轻诗人邹荻帆。他们和绿原、姚奔、史放、冯白鲁等人组织“诗垦地社”，出版《诗垦地丛刊》，得到靳以的大力支持，定期将《文群》的版面让给“诗垦地社”发表诗作。
　　在当时的陪都重庆，由于《文群》坚持出版了4年500余期，而且常刊载巴金、艾芜、曹禺、胡风、艾青、何其芳、臧克家、陈荒煤、刘白羽、萧红等名家的作品，在抗战时期文艺界声望卓著。曾卓的诗作屡见于《文群》，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了这个年轻诗人的名字。1939年冬，他的诗“门”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诗的主旨在于说明进步文学之门决不会为叛逆者打开。《大公报》记者谢贻征对此诗倍加赞赏，并撰文称赞作者为“少年雪莱”。自此以后，曾卓声名鹊起，开始尝试诗歌以外的多种文学形式，投稿范围也逐渐扩大，。1940-1943年间，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的进步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诗歌、散文及其他文艺作品，并于194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门》。这一时期，是曾卓文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有人评价，曾卓和一批与他共同成长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诗人，形成了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最重要的抒情诗流派，他们的诗伴随着人民熬过的苦难，像子弹一样射向反动统治。
　　1943年，曾卓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1947年毕业。在此期间，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积极组织“桔社”、“中大剧艺社”，定期出墙报；参加过艾青、田间诗歌朗诵会，演出过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老舍、宋之的合编的《国家至上》，契诃夫的《求婚》，以及鲁迅的散文诗剧《过客》；还于1944-1945年编辑《诗文学》。毕业后，他回到武汉市主编《大刚报》文艺副刊《大江》，刊登进步作品，有人称这份副刊为“武汉的一点亮光”。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1950年，曾卓曾任教于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并当选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常务副主席、文协副主席。
　　不幸的是，1955年曾卓卷入胡风案，同年6月被捕入狱，度过了两年极度艰难和孤寂的牢狱生活。1957年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在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实行后，政治氛围比较宽松，曾卓才得以调任武汉市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称”阶级斗争要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在此背景下，刚恢复创作仅一年的曾卓再次被闲置一旁。”文革”中，他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接着被关进“牛棚”。几年后，他调回武汉话剧院(注：武汉人民艺术为剧院1968年改称武汉话剧院)做勤杂工，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
　　在1955－1979这漫长的25年中，曾卓虽然处在极端屈辱与艰难、苦涩而无奈的困厄环境中，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尊、真诚、坚毅和信念。有人用“好人”概括地评价曾卓，说他“总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真诚善待每一个人(包括有负于他的人)”。同时，他并未被命运扼杀，心中的波涛仍然汹涌翻腾，创作的激情像地下火一样，在岩石下熊熊燃烧；他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听从自己内心的原则，进行着各种隐蔽和公开的创作。
　　比如，从1955年下半年起，他在狱中口占了30余首怀念童年、向往光明和自由的诗作。1961年，他写了很成功并获得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肯定的话剧《江姐》和著名情诗”有赠”。1970年《悬崖边的树》一诗，更是好评如潮。此外，这期间他还写了话剧《清江急流》，被改编为广播剧并获得一等奖的剧作《莫扎特》和儿童多幕剧《谁打破了花瓶》等。
　　1979年平反以后，曾卓重返武汉市文联工作，后当选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4届理事，第5、6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并迎来了他文艺创作的第二个“青春期”。从1981年起，他陆续出版了包括诗集《老水手的歌》（1983）、散文集《听笛人手记》（1986）和诗论集《诗人的两翼》（1987）在内的10余部作品。
　　从少年时期开始写诗，到老年仍不懈地进行创作，曾卓留下了一批”凝练自然，富于哲理，感情深沉而真挚”的文艺作品。他的诗作既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具有浓厚的历史感与时代感，又饱含着”对大地的爱，对生活的爱、对人民的爱”以及”对诗（艺术）的爱”。他的散文也独树一帜，思想深邃、文笔优美、感情充沛。虽然曾卓见证了母亲和祖国的苦难，也亲历了离合无常、蒙受冤屈、荆棘密布的人生道路，但他的作品里难见消沉和绝望，却始终充满面对命运时无所畏惧的坚强信念和真诚坦荡的人格力量。这些作品直达读者的心灵深处，激起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人们的联想和共鸣。曾卓的创作卓然而立，生命力持久，深受群众的认可和喜爱。他的《悬崖边的树》被誉为”受尽折磨而又壮心不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写照，在全国广为传诵；1983年，《老水手的歌》获得全国第二届诗集奖；1988年，《听笛人手记》获得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奖；2002年4月10日去世以后，曾卓仍荣获国际华人诗会当代诗魂金奖。
　　人们对曾卓的一生普遍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正如张永健教授所言：“有人说，曾老是武汉的良知，湖北的良知，乃至是中国诗坛的良知。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曾老的一生代表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品德。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性格是倔强的，理想是远大的，情感是火热的，成就是辉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