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年年初，陕西师大附属中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接到了几位家长的投诉，他们认为孩子的语文老师杨林柯“教育方式不恰当，上课时经常离题，讨论与教学无关的社会热点话题”，他们担心，再这样下去“会对孩子的学习造成负面影响”。

    在追思会后谈起这些时，杨林柯显得有些沮丧。在他看来，他只是“不想违背本性，走出并对抗了自己曾接受过的教育”，他希望，“让娃都有自由的思考”。

    “语文是最不能急功近利的学科啊。”这位戴眼镜的老师说。他手里还提着行李，会议结束后就要立刻赶回西安。

    而同样爱在课堂上讲授课外内容的梁卫星常说一句话：“既然可以站着讲课，何必跪着？”但他所在的高中，学生们每天早晨6点40分早读到晚10点结束课程，一周里只有星期日下午没课。即便在这样的高压环境里，梁卫星还是反复向学生们强调“甭管什么经典名文，一定要质疑课本”，并且“抓住一切机会讲外面的东西”。

    许多年来，梁卫星一直与校领导互相视为“隐形人”。除了同一办公室的3位老师外，他很少与其他同事打交道。他拒绝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也理所当然地从未参加过“评先评优”。

    今年42岁的梁卫星并不把自己看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甚至反复强调：“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教师只是我的一碗饭。但端这碗饭，就得对得起它。”

    那天夜里教师们的聚会，让他们感到“每个学校的恐怖程度都差不多”。

    有的学校在过去的13年里要求老师一天打4次卡，每次离开校门都要写请假条；也有学校在教室前后各安装一个摄像头，记录着课堂上的一举一动。有老师为了让自己带的班在年级排名靠前，撬锁进入办公室，偷偷在电脑上修改成绩；也有老师因为同事作弊，导致自己的班成了最后一名，知道消息的几分钟后，便从教学楼的4层跳了下去……

    至于学生，梁卫星想起自己曾在校园里听到两个女生聊天。其中一个说：“学习有什么搞头，我长得这么漂亮，吊一个有权有钱的凯子，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后来，他还听到一个男生向同伴儿大谈自己的理想：“我这两年要搞10个女人！”

    “这就是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啊。”梁卫星悲哀地说。

    当围在钱理群身边讨论这些时，大家觉得无能为力，最终以唉声叹气作为结束。但他们又感到，这样的聚会至少让他们不再“只有精神上的孤独”。

    追思会第二天，钱理群讲起了自己的故事。2004年，退休不久的他决定回到自己的母校南师大附中开设讲授鲁迅作品的选修课。他字斟句酌地撰写教案，还提前4天来到南京准备。刚开始，课堂挤进了100多人，可是最终坚持下来的，只有20多个人。

    一个全程坚持的学生给这位老教授写了封信：“我知道您很失望，但您要了解我们的处境。今年我读高二，我可以坚持下来。明年高三时，我可能就没法再来了。”

    但在大觉寺再谈起这段经历时，钱理群并没有显出任何的沮丧。他反而露出了愉快的笑容：“其实20多人听进去就已经算很大成功了，帮一个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