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时代，同时又是中华民族觉醒、奋起的时代，尤其是无数的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救国医民的道路，其中有些人士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和贫弱，屡受列强侵略，主要是民众文化素质低，科学技术落后，其根本原因是教育落后，只有借鉴西方先进国家，发展中国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国民素质，发展科学技术，才是国家走向强盛的基本途径。这部分人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胡适、黄炎培、张伯苓，傅斯年也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傅斯年早在大学读书时代就确立了献身教育志向，决心走科学教育救国的道路，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要以教育学术作为自己终生献身的领域，以教书匠了其一生。具体说来，傅斯年决定走科学教育救国的道路，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其一，时代文化的影响。傅斯年1913年入北大预科读书，到1919年毕业，正是中国文化的变革时期，西方文化大量涌进，经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吸收、阐发，在中国形成了强大的潮流，而北京大学由蔡元培出任校长，成为新文化传播的中心。

　　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宣传，对传统文化教育和封建制度的批判，对社会改革的设想都深深影响了傅斯年这批青年学子。傅斯年的同学好友何思源曾叙述他当时的思想转变状况说：我既听过李大钊、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也听过胡适的实用主义;既听过刘师培、黄侃的“国故”，也听过梁漱溟的佛学和孔学。但我既不主张共产，也不赞成复古，对佛学更无兴趣，我只是从爱国主义角度出发，考虑祖国富强的问题。大量史实证明，傅斯年与何思源及其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许多人所探索的都是这一个主题，并且得出的结论几乎相同，就是用科学教育振兴国家。正如有的学者所论述：“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同二十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但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专心致志的却是一个有着共同特点的课题，那就是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入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这种观点与那些强调政治权力、社会条件或经济生产方式的社会改革思想相比，则是强调思想和文化的改革应优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时代的潮流帮助傅斯年等人选择了学术教育做为终身职业。

　　其二，社会现实的启示。傅斯年曾经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因为参与社会活动，迫使他走出书斋，了解社会和认识社会，在了解和认识社会的过程中，他深感民众既是社会的主体，却又因为文化素质太差而难以承担强国的历史责任。傅斯年认为：当时的中国民众由于长期受专制政权统治，缺乏社会责任心，他曾沉痛地说：“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到极点了”。而由于文化素质太低，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没有能力担负建设国家，促使国家强盛的责任。他指出：

　　“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从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无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民众落后愚昧到如此程度，又如何能担负起救国的责任呢?要救国，必须唤起民众，而如何唤起民众，自然最主要的途径是用教育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因此，社会状况使傅斯年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认清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走上了科学教育救国的道路。

　　其三，老一代科学教育救国论者的影响。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确立献身教育的志向，与老一代教育家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蔡元培、胡适等人。蔡元培是中国最早学贯中西的学者之一，又是科学教育救国的倡导者和实际领袖，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倡导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提掖年轻后进。

　　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期间，不仅深受北大学风的影响，他以后立志于教育和学术，成为科学教育救国的中坚分子，与蔡元培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傅斯年自从与蔡元培结成师生关系以后，一直关系密切，用傅斯年自己的话说：“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久”，他一生对蔡元培推崇备至，蔡元培对傅斯年也十分欣赏和爱护。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时蔡元培曾给他写了一个条幅，内容是：“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对傅斯年的期望和赞赏可以说尽在其中。在此后的长期交往中，傅斯年对蔡元培的尊敬不仅仅是学生对师长的敬仰，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尊敬，他曾经评价蔡元培说：“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得，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自古以来，师长的榜样和垂训对后代的影响是深刻的。

　　傅斯年的学识和立志教育与蔡元培的影响有直接关系。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救国的思想影响;二是蔡元培为救国医民献身的人格作用;三是蔡元培提倡民主与自由改革的学风。傅斯年曾评论说：“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由此说明傅斯年对蔡元培为文化教育献身的风格和胆识不仅仅是佩服，更重要的是傅斯年始终以蔡元培为楷模。他曾把蔡元培比做孔子，而自比子路，这既形容他们二人的品格，也确切地说明了他们二人不同寻常的师生关系。胡适是影响傅斯年献身教育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两人自北大结成师生关系，保持了终生的深厚情谊，由于两人都长期在教育界任职，对教育的改革虽然有时观点相左，但胡适在对傅斯年立志献身教育方面却有深刻影响。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一方面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全力支持和协助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改革，尤其是1919年4月，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师，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胡适亲自陪同他去各地讲学，在中国教育界留下广泛的影响。

　　傅斯年由于在这个时期与胡适关系密切，对教育有了浓厚的兴趣。另外，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对傅斯年献身教育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其四，家庭的影响。傅斯年父祖都曾是受人尊敬的塾师，尤其是父亲傅旭安，曾任东平龙山书院山长，由于知识渊博，爱生如子，倍受学生爱戴，他英年早逝，其学生联合起来资助傅斯年兄弟成才。其中最突出的是侯延，因其早年贫苦无依，由傅旭安资助提掖，得以成才，傅旭安去世后，他慨然以教育傅斯年兄弟为己任，不仅负担了傅斯年从中学到大学的费用，而且对傅斯年为人处世给予很大影响。傅斯年成年后感念不已，经常对人说，无有侯公，我兄弟无有今日，家庭的重教爱生的传统对傅斯年投身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

　　总之，傅斯年献身教育的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产物。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转折，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对文化教育的反思，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探讨和批判，使中国教育开始脱离封闭的状态，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新生。傅斯年既是运动的参与者，又是运动的受益者，他在这个期间吸取了代表新时代的革命家、教育家和广大进步分子的思想观念，并加以融合、继承，对当时社会和时代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因此，他教育思想形成的起点是建立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文化教育批判、探索、总结的基础之上的。他献身教育志向的确立，既是时代的影响，又是他对文化教育作用深刻认识的结果。傅斯年带着献身学术教育的志向到欧洲留学。在7年中，他一方面在学术上广泛涉猎，兼收并蓄;一方面对西方的教育体制和内容进行了考察。回国后立即投入教育事业。

　　从整体上说，他回国生活的20多年中，教育实践和理论的探讨是他的主旋律，具体又分为两个阶段：1926—1936年的10年中，他通过在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进行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教育思想逐步形成。这从他参加30年代关于教育讨论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在讨论中，他对教育改革的思想观点明显表现出两种倾向：

　　第一，知识教育与社会需要相联系。他在这个时期已基本确立了高等教育是学术教育，中等教育是职业训练的思想。他对当时教育与社会需要相脱离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尤其是对当时还严重存在的传统士大夫教育心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批判，并提出了改革意见。其中许多意见是符合社会实际和高出一般人认识的。

　　第二，教育与救国相统一。尽管傅斯年教育思想的主要倾向是用教育救国医民，但是具体到这个时期又有其特殊的背景，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又迅速向华北渗透，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更使人忧虑的是中国一些下层民众麻木不仁，缺乏民族自尊心，一些上层分子对日一味妥协，甚至有些人卖身投靠，作了汉奸。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当务之急，也是一切爱国人士活动的中心。傅斯年在当时参与筹备《独立评论》，撰著了大量的文章。他在《独立评论》发表的文章主要有两类，一是讨奸御寇，一是对当时教育状况与内容展开讨论，呼吁教育改革，把教育与救国密切结合起来。并具体探讨了教育如何唤醒民众，提高民众基本素质等问题，为抗日救国做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准备。1937—1950年，是傅斯年教育活动的第二个主要时期，这个时期他先后任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由以前的教授转变为教育行政领导人，这种在教育上角色的转变使他与教育有了更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二三十年代对教育的讨论和研究是一种良心的驱使和义务，而这个时期对教育的研究，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是一种责任和使命。前一个时期尚有着随意性，而这个时期则更多的是自觉性。再加上这个时期又是社会的转折期，社会动荡，学生心理复杂，他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为他教育研究提供了素材。因此，他的研究更加深入，他的教育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成熟，形成了独特体系。可以说，他的《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一文，既是他对教育研究的结晶，又是他教育改革的理想方案。这个方案是有相当的科学价值的。有些教育设想在现代教育中已经实施，有些仍具有借鉴作用。

　　傅斯年教育思想形成的过程，是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相互促进的过程，理论随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深化和完善，而随着教育理论和观念的深化，教育实践也不断深入，更能深层次地适应社会，两者有机结合，互相促进。从而使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具有较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