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马宾由冶金部常务副部长调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由于主任一职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日常工作实际由专职副主任主持。这是负责制定对外开放政策的决策机构之一。

　　那时他被外界评价为“思想很解放”。用马宾的话说，自己是支持改革开放的，将此看作是在继续革命。1984年中国经济界的体制改革激辩聚会“莫干山会议”，他是级别最高的自发上山者。这次会议涌现了王岐山、马凯、周小川等一批后起之秀。

　　“我那时候思想最好、最活，是什么人发表意见，都愿意学习和来往。现在有人认为我很左。必须有左右，没有就不是辩证法，就像开车一样，总要有个左右方向。”

　　后来他与莫干山会议上一些“鼓吹个人主义、生活乱七八糟又太过骄傲”的人分道扬镳了。一些看不惯的社会现象，也使他一反常态，对市场化道路提出质疑。

　　马宾的医疗关系在北京医院，按制度每年要检查一次身体。2002年上医院，大夫见他已经八九年没有查体了，要求他全面查一次。他不干。他当时说了气话，“对我们无微不至，对穷老百姓(43.780, -0.01, -0.02%)漠不关心。”

　　火气这么大，是因为一次在医院门口看到一个重病号被拒入院，以及报纸报道有医院怕病人私自出院不付费，竟将病愈病人锁在床上。这深深刺激了他，“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能出这种丑事，对这样的行为应依法治罪”。

　　当年夏天，在北戴河疗养间隙，他提笔写了一篇文章，直呼“农村缺医少药，要求打 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直扣劳动人民的医疗费用，来保证老干部长命百岁，不可取”，“一心为私赚钱的市场经济决不能运用到医疗卫生部门”。

　　此后，他又对不公平的教育体制提出批评。他的女儿从小学念到大学，几乎没有向家中要一个钱，但之后的教育体制一夜之间“资本主义化”，只培养有钱的或比较有钱的，家庭贫困的就没有机会，“9000万农民的绝大部分子女和城市低收入工人子女排斥在大学之外，这是社会主义教育原则吗？”

　　他继而提出要打 倒城市贵族学校制度。

　　深秋。坐在冷冷清清的家中，他对本刊记者说，“要改革要开放，不过改革不能无边，开放不能无底。北京有16个城门，你不能16个都开嘛。”

　　在他的禁忌中，国有企业是最不该打开的一扇“门”。国企改制让他极为上火，这代表了公有制地位的失去，而这本来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根本。

　　2007年，马宾在一份给全国人大要求纠正国企私有化的上书中签了名，对立阵营指责他组织党内外人士干扰和阻碍改革政策。

　　“要别人照我说的办，不大可能。但这是一个争取群众的过程，被雇佣的工人、穷人都同意我。”他是太向往工人当家作主的那个年代了。“工人说了算，财产完全应该都是工人的。现在工人只拿工资，财产就由几个头头当家作主了，也不跟工人商量了。”

　　这个在公有制环境里摸爬滚打大半生的人，阶级意识分明。那些私营企业主，是被他归入资本家行列的。

　　有关方面找马宾谈话，说他们不应该联名，更不该将信件公开在网上，要顾全大局。他说，我们正是出于顾全大局才写这个信的嘛，公布在网上，“这是信息高速公路，要很好地利用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占领网络这个阵地啊？”

　　地下工作出身的马宾，实际上并不热衷联名上书。他一般更愿意单独给中央高层写信。感觉不便公开的或上面打了招呼的，他就不公开。上面没有招呼的，一段时间后他才会让人公开。

　　在部长大院退休的高干中，他是唯一一个还能通过机要渠道与中央保持互动的老人，许多老同志有话要说，要么找到他向中央递信件，要么就拉他联名发表公开信。

　　与几代领导人的关系，支持了他在老干部阵营中讲话的分量。1930年代，还是地下党成员时，他就与周恩来成了“熟人”。在鞍钢主持工作，毛泽东见到他，干脆将钦定的“鞍钢宪法”谑称为“马宾宪法”。他的复出，则是邓小平极力将他从“文革”泥沼中拔出。此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又开始了一次世界性范围的工业考察。

　　1979年，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成立，马宾任专职副主任，同事中还有汪道涵和周建南。前中 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80年后也由一机部外事局局长调任该委副主任。

　　对于历任领导人，他的态度是支持，但又不迷信。

　　所以，此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对于市场经济问题和具体社会现象的异议。公开发声的渠道，一般是在“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网站，这是两个左派思想言论的网络集散地。

　　1990年代末期，马宾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反对市场化上，由点及面地对现有发展模式提出质疑。有些文章公然指向了毛泽东之后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治国策略。这些，都被收入他的数本未曾公开出版的自编文集中。

　　“很需要反思我们的一些政策。现在的确形成了一些利益集团，很多事情就不是讲道理了，是讲利益。”追随马宾的退役军官李森说，“你把道理讲清楚，他的利益就要受损失，所以就必须把一些道理埋没了。马老那些观点有什么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