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宾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总干事、副主任，退休后担任顾问一职。吴敬琏则先后在这个机构担任常务干事和研究员。

　　本刊记者向吴敬琏询问了那篇文章的用意。他对马宾及其观点有着强烈的态度。他注意到，在马宾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透过网络做出响应的人，“是很有煽动力的”，这让他担心。

　　虽然吴敬琏与马宾一样，对于腐败等问题有着共同的心情，但他发现马宾为此开出了一剂“毒药”。

　　“我不主张革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训太痛苦了。”他说，“他要求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今天的腐败等问题，实际恰恰相反，这是改革不够深入。”

　　这不是第一次交恶。数年来，两个人在字里行间不时批驳对方。对吴敬琏，在市场经济进程中，马宾就像面前一堵障碍，需花费巨大精力去战胜。尽管没有人怀疑中国的市场经济依旧在推进，他的忧虑却一点没有减少。

　　“你看看，现在的国进民退现象多严重啊！”他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对眼球裹满血丝。

　　在马宾的追随者那里，吴敬琏的反应被解读成是“右派失势的前兆”。退役军官李森说，“他这次为什么这么大动干戈？现在中央上层看到美国的经济危机状况，右派的一些东西可能要流产，‘大盘’不景气，很着急。”

　　马宾与吴敬琏闹翻，也就是这十多年的事情。当初，反对通 货 膨胀和腐败方面，他们有高度共识，很谈得来。但马宾后来认为通胀和腐败是由市场引起，吴对此不同意，他坚持，“中国的问题必须通过市场化来解决。”

　　在中国，吴敬琏是对股份制改革极热衷的两个经济学家之一，另一个是厉以宁。厉对低通胀和股份制都支持；吴虽反对腐败和通胀，但支持厉以宁的股份制观点；马是三者都不支持。在他眼里，股份制就是资本主义一种表现形式。吴敬琏对股份制的立场让他感到不满，并找吴谈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谈拢。最后，吴和厉一同进了马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名单。

　　在早些年，马宾与吴敬琏还有着共同的人际圈。吴敬琏的老师、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是马宾的故交。1930年代，孙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是秘密党员，被抓捕过一次。出狱后穷困无着，受到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马宾接济。

　　1983年，孙冶方去世。中国经济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基金于同年设立。根据相关资料记述，筹款清单上，马宾一次捐了2983.67元，是额度仅次于荣毅仁和薛暮桥的个人最高捐赠之一。自从1984年第一届颁奖以来，吴敬琏迄今连续5次获得该奖。

　　马宾捐出的近3000元钱，是抽空翻译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的两本书所得的全部稿酬。问他为什么要捐这么多，他说不认为那笔钱是自己的，“我有工资，我认为有工资以后就不应该拿别的钱。除了工资以外，自己的生活费用一律不该要公家的。那两本书，也是美国人送给我的。”

　　现在，马宾和吴敬琏同为孙冶方基金会23人理事会的组成人员之一。

　　“我也不想和马宾弄出一个什么社会事件，”吴敬琏说，“我们完全没有恩怨。我是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来想一想，他提出的这样一条道路，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这么多年来，他不厌其烦地重复反对，就是想消解马宾释放出来的公共舆论辐射力，要让大家理性地去思考这些问题。

　　两个旧日相识，大相径庭，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这种争执，也许要等到某一方咽气那一刻为止。在此之前，既然压不倒彼此，只有努力稳住阵脚，争取信众。

　　“他以前是我们的研究生。以后到了美国，拜了美国，就胡说八道、朝三暮四，”马宾说，“我已经不屑于跟他争论了。”

　　96岁的马宾住在万寿路的部长大院里，现在处于近乎半瘫痪状态。20多年间，一次骑车出门办事，一次出门散步，先后把两条腿摔断。拖着半截不听支使的身子，起立挪动之间异常吃力，但他只愿向家中的阿姨搭一把手借力，对来自旁人的帮助一概拒绝。

　　“我坚持的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可能完全是错的。因为有辩证法。”老人说，“只要我自己认为是需要坚持的，想什么就说什么。我没有说假话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