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道》篇起首讲到虚静为“帝王之德”，与《老子》书中的说法完全一致，而且明确说到，这就是先哲王的“德”（“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可是，《天道》篇接下来说，虚静这一原本仅仅是处于在上之位的“帝王之德”，现在也可以是处于下位的人“之德”，甚至可以是“退居而闲游”者或“进为而抚世”者“之德”。差别在于，圣人处于上位时，虚静便是“帝王之德”；如今，圣人处于下位，虚静便成了“玄圣素王”之德。德位分离以后，虚静之德没有随王而去，而是由圣人葆守之。谁都清楚，“玄圣素王”分别指老子和孔子。两子在这里并称，显得不那么恰当。老子仍然在上位，可以说是承先哲王的后哲王，因而是“玄圣”；孔子已经处于下位，不再是哲王，至多是潜在的哲王（素王）。但是，“玄圣素王”的说法，不正表明了圣人－侯王的德位分离？古人不大可能随便把老子和孔子摆在一起，今天的我们看“玄圣素王”的并称不太恰当，对于《天道》篇的作者来说，却可能有深意──“历史哲学”的含义。

经历过晚周时期重大的政治事变，圣人的生存位置发生了根本变化。无论圣人在历史中的生存位置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圣人必须葆有“致虚静”的“德”，否则，圣人不复为圣人。然而，晚周“历史”之后，圣人是否有王位，已经成了历史的机缘，“精神哲学”因此必须成为“历史哲学”──如此“历史哲学”可以说与在近代欧洲出现的“历史哲学”（从维科、赫尔德到黑格尔、马克思）风马牛不相及。

在论“为何与如何”“重温宋明精神哲学”时，梵澄讲到现代儒生（马一浮、熊十力）甚至皈依佛门的欧阳竟无致力复兴宋明学的事情，说他们都“感觉到了民族的生死关头，还是孔、孟之学有益”（《陆王学述》，页19）。这是否意味着，宋明学其实也应该称为“历史哲学”？无论答案如何，“历史哲学”本质上仍然是“精神哲学”。因为，梵澄接下来说，毛泽东在现代之际还主张世界的王霸之辩（“广集粮、不称霸”），与孟子的义利之辩一脉相承。

听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这么一件事情。一天，毛主席邀请几位民主派耆老到家中茶叙，有位耆老忽然壮起胆子问：如果今天梵澄的老师还活着，会怎样？主席笑瞇瞇地回答：要么他识时务，要么请他去该去的地方。

这故事八成是编出来的，姑妄听之。但什么叫“识时务”？或者问，“历史”之后，“精神哲学”该是什么样子？

处于“精神哲学”转变为“历史哲学”的关头──从先哲王过渡到素王的历史时刻，《老子》书已经大讲圣人“识时务”，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圣人的智能是“道”，其貌如水一样平静──老子善用比喻，“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老子》书中大量类似的话表明，老子很可能已经意识到圣人的生存位置发生了变化。相当明显的是，如果圣人仍然是侯王──处于上位，何以会有“居众人之所恶”的问题出来？

梵澄对老子讲的圣人在人世不可与人争的话非常在意，多次提到圣人的虚静现在应该是“能挫人之锐气，解人之纠纷，和众之光明，同众之尘垢”（页6，参页10、98）。“精神哲学”转变成“历史哲学”的样子，意思首先指圣人已经失去王位，已经“居众人之所恶”，因而，圣人必须善于隐藏自己的才智。梵澄缘引古训“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页60）来诠解老子的话，但“深藏若虚”不仅因为“明哲保身”是圣人的天性──圣人懂得知人知世可能祸及自身（页75）；更重要的是，才智这种东西对于人民来讲有害无益；“人未有无明无智而能为恶者，其为恶，乃用其明其智之不当耳”（页39）。即便到了当今的民主时代，这问题依然还在，甚至更为严重，因为“民智已开”──“如今西方的犯罪者，很少是无知无识的人，多是知识分子，而且精明能干，技术高强”（《陆王学述》，页49）。梵澄甚至明确表示赞同陆象山的看法，对有的人不能“以学问传授之”，否则无异于“假寇兵，齍盗粮”。联想到《老子》书中那些被指为所谓“愚民政策”的话，可以推想，虽然《老子》书是侯王写给侯王的，但老子已经意识到，能读书的已经不仅仅是有才器成圣之人了。

圣人与民众不同，主要因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民众有自己的“迷信”，举凡“卜莁也、星命也、风水也，繁多猥琐，不可究诘。……凡此皆正道之反，善德之妖也”；但之所以这类“迷信”“迄今两千数百年亦未拔”，都因为生死祸福问题乃百姓的首要大事（页84）。圣人之所以“异于庸人”，就在于不依生死祸福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尽管如此，圣人智能并非超然尘世，而是在尘世之中；这意思是说，圣人已经不是侯王，而是“居众人之所恶”。圣人如何与众人相处的问题就来了──“精神哲学”因此得像“历史哲学”的样子。经上有“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是谓玄同”（“玄”者，隐而不宣也），梵澄解释说，“和其光”就是“不自耀于众”，“同其尘”就是“与众同其忧乐”；这不等于与尘世同流合圬，而是“内中有主”、大智若愚。到了孔子，圣人对此“玄同”的自我意识更明确──孔子所谓“和而不同”（页81、84；顺便说，对于所谓“和而不同”，庄子可能得其正解）。从老子到孔子，完成了从“精神哲学”到“历史哲学”的转变，而且圣人的写作方式明显变了──孔子作《春秋》、撰《孝敬》──到司马迁，索性只写史书，史学从此成为中国“哲学”之大宗。

梵澄先生回到北京后，一位编文化时报的青年友人请他“继续写点当年为《申报》自由谈写的那类杂文，并建议把当年的文章结集出版”。梵澄回信说：印度独立后，一位老一辈革命党人还“欲登坛有所言”，遭到尼赫鲁总统制止。

日月出矣，爝火不息；刻舟求剑，其可得乎？时过一甲子，而足下犹以“自由谈”为言，陈年日历，何所用之？若谓陈言犹不无可采者，此则依乎所言是否尚有真理。斯可见于学术派与新闻派之辩。（引自陆灏前揭文）

圣人的“虚静”──“一系精神哲学”在梵澄不是身体力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