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成思的学术生涯里，时刻体现出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的学术关爱，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学者应有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他认为，“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很难再有四大发明，”因此他一直以身体力行、鞠躬尽瘁的方式，投入到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事业中。他亲自参与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等主要知识产权法律的起草，担任民法典知识产权编(专家建议稿)的起草主持人，担任商业秘密法等法律的起草小组顾问。他在数轮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入世”谈判中，担任政府顾问。他还通过有关渠道提出许多重要的政策建议，例如，我国“入世”前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严防国有资产流失；要保护我国的名牌、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应当建立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应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的知识产权部分写入“增强全民的知识产权意识”的内容，等等。

　　他还被选举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以自己丰厚的学识为国家的立法工作尽心尽力。在2001年7月和2006年5月，郑成思两次被邀请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讲解。在第一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时，他提出，为应对信息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必须加强相关领域的法律规范。他介绍了国外的相关做法及立法现状，分析了我国在信息网络法制建设方面的基本情况。他还就信息网络立法、鼓励通过网络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参与保障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网络知识的培训等问题，提出了多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在第二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时，已经是2006年5月。此时的郑成思正在和病魔做斗争，癌痛已经遍及全身，搅得他彻夜难眠，枯槁憔悴。郑成思说话的力气已然不多，电话都由家人先接，只有本人非接不可的电话，才由其亲自接听。尽管如此，郑成思毅然接下了这个艰巨的政治任务，并为之做了充分的学术准备和体力准备。在讲解中，他分析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阐释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念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提出要高度重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建设。2005年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项目”的子课题“改善国家知识产权执法体制问题研究”，由我院作为该项目的牵头单位，郑成思作为首席专家担纲领衔。郑成思十分重视这个项目，为项目的内容结构、研究重点、调研方法和进展步骤，都做了具体的指导安排。即使在病重治疗期间，他也一直关注项目的进展，多次与课题执行人进行电话联系，分析思路、解答问题、推敲建议。郑成思曾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牵动知识产权这个牛鼻子，使中国经济这头牛跑起来，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他认为，制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就是牵这个牛鼻子的战略之举，而完善国家知识产权执法体制，就是知识产权战略中最重要的举措。不想在该项目接近尾声之时的2006年9月10日，郑成思就溘然长逝，不能不说郑成思是在用全身的心血与气力，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在做最后一搏。

　　他专致学问，心无旁骛，将物质享受降到最低程度

　　对于自己在知识产权界的地位与影响，郑成思十分淡然。这位曾在黑龙江的农场、煤矿工作过的学者，自1979年5月调入我院法学所之后，一直从事知识产权研究工作。20多年来，郑成思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并因其学术成就获得了许多社会荣誉，例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会长、我院首批学部委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等。但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自己不是天才，成绩完全来源于“勤勉加机会”。郑成思专致学问，心无旁骛，其刻苦勤奋非寻常学人可比。他能够在“文革”的严苛环境中专心致志地学外语，能够毫不计较地接下没人愿花力气翻译的近百万字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物，能够在重病中主持编写《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一书。作为一个著名学者，学者们在其学术生涯中所能达到的卓越成就，郑成思已经达到了；在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学者们所能得到的许多荣誉，郑成思也已经得到了。但是，到过郑成思家里的人都会发现，其居所之局促，其装修之简单，其家具之老旧，其布置之随便，一如20年前的普通城市家庭，实在出人意料。郑成思不是没有经济条件改善他的居住条件，只是他心思不在物质享受，而只在知识产权事业。然而，也就是这种一心只做学问而将物质享受降到最低的做法，使得他唯独缺少学者应有的健康，以致在其最有学术创造力的时候离开了他所钟爱的知识产权事业；唯独缺少事业有成者应有的轻松闲暇，以致在社会物质丰富的时代也未能享受到即使是清廉人家也应有的物质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