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戈铁马”---在台湾的日子（一）
------在台湾的日子（一）
“兵戈铁马”
夜幕降临，宽大的机舱里亮着柔和的灯光，空气弥漫着悲伤的气息。我坐在座椅上，泪水不自禁地在脸上恣意流淌。脑海里放映着我弟带领团队乘坐这趟飞机起程时的情景，我似乎听到从后座传来他的朗朗笑声。他无数次乘坐这趟航班，在珠海与台湾之间的大海上飞来飞去，那一向阳光乐观的脸庞，一定给游客带去无限好的心情。现在的他，被泥石流吞噬在何处，那条山路到底坍塌成何状，我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可是我知道，即将面临的是凶多吉少。我最急切的心愿，就是要带着婷婷到现场去喊他，呼唤他，我要他听到亲人的声音，因为他在黑暗和冰冷里待得太久太久，他太孤单、太寒冷、太饥饿、太害怕。想到这些，我止不住地抽泣出声，坐在旁边的婷婷安慰我：“胡纲没事的，他没事的”。四周坐的都是悲痛的亲属，感觉到前后座有人无声地看着我，我抬眼对视的眼神中除了空洞，还是空洞，我脑海里过往的那些悲伤，相信在他们心里已经播放过无数遍。
如果经历的这些是一场梦该多好啊，可是，这恶梦般的日子才仅仅是开始。
我暗自发誓，无论找到他的身体是多么的残缺，我都要抱一抱，摸一摸，把我的温暖传递给他，我要让他知道：姐来了，婷婷来了，我们和他在一起。
我找到随队的一名姓高的女医生陪着婷婷。她是心理专家，事先我私下里告诉她婷婷四天没怎么进食，并始终不接受现实，我担心她二十多岁的身心承受不了这么残酷的打击，有医生陪伴我心里感觉踏实许多。这次赴台的38名家属中绝大部分是男同胞，因为在失踪的19人里只有三个是男的，来的亲属大部分是那些女游客的老公、儿子或兄长，我和弟妹俩人是其中少有的两个女性亲属。所以，在随后的日子里，同行的两名医生给予我们很多的照顾。
飞机降落在台北机场，当我们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出乎我们的意料。空气中充斥着紧张、压抑和庄严的气氛，最先迎接我们的是身穿深色服装的台方政府官员，他们态度肃穆诚恳，组织我们稍作停留，为每个家庭分配车号并要求按顺序出闸，我和婷婷是领队的家属，被安排在1号车，于是我俩站在所有亲属的最前面，前方不远处映入眼帘的是大批的媒体记者，他们排队驻足簇拥，刺眼的闪光灯此起彼落，身着统一制服和帽子的工作人员（后来得知是志愿者，称为志工）维持着现场秩序。随着台湾旅游工会主席姚大光一声令下：“志工作好准备，陪家属出发！”整装待发的工作人员极有秩序地快速来到每对家属身边，显然他们是经过精心组织的，我看见一个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摞资料跑过来，说他是1号车的，要我们跟着他走，他就是后来一直陪伴我们保护我们的志工小钟。
我挽着婷婷，感觉到她冰冷的手在微微发抖，我搂紧她快步往前走，周围全是手拿“炮筒”的记者，恍若“兵戈铁马”入目来，那些“自由媒体”边拍照边提问：“你们对台湾政府有不满吗？你们要求军方出动救援吗？”小钟用身体挡在前面，将手中的纸张高高举起遮住镜头，旁边又跑来几个人帮我们挡记者，其中有一个是这次随行的别一名男医生名叫兰曦。我一言不发地拉着婷婷不顾“骚扰”地往前走，一心想快速离开这吵杂的地方，我是来找我弟的，不是来造新闻的，对于台湾所谓自由媒体的无孔不入和蜂拥而至，我从开始的意料之外到后来变成视而不见，尽管他们人多执着紧随其后，但是他们并没有穷追猛打，还是赋有同情心的。我们总算比较顺利地到达早已等候排列整齐的车队旁，上了排在最前面的1号车。在以后的日子里，1号车的牌子，为我们的出行制造了诸多不便，志工小钟和兰医生后来成了我们的专职保镖和无话不谈的朋友。
我要去救他
我们入住台北县深坑乡富容大酒店，台湾环岛游的最后一站必经的酒店，抵达时已是晚上十点多，要求家属到楼下开会。首先是台方政府有关部门包括公路局、消防局、公安局等长官们，站成一排向所有大陆家属行鞠躬礼表示深深道歉。然后是有关部门介绍那条“柔肠寸断”的苏花公路，从七十多年前的初建，到近数年的履履重修、封路，从曾经令全台湾感到骄傲的，被称为世上绝美海景的观景公路，到迄今为止已经遇难一千多人的“夺命路”。家属们纷纷对这条公路的提出种种疑问，包括政府在事发时采取措施不够、至今没找到人表明救援力度不够等，有的家属提出赔偿问题，甚至有的家属提出因为安全问题先不到现场去等等。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十二点钟，还没有一个关于明天如何到现场救人的明确安排，我实在坐不住了，高高举起右手，从最后面的旁听席一直走到主席台附近，工作人员把话筒递给我，我尽量镇定地说：“我是领队胡纲的姐姐，首先要感谢台湾方面给予的救援，我这次来想完成一个心愿，就是要让我弟弟听到我和我弟妹的声音，因为他太孤单，在那个黑暗冰冷的地方。我希望台湾方面各位领导，加大救援力度，用大型机械空降到现场挖掘，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情并不重要。”说到最后我难掩激动，听到家属中有人说“赞成”，看见陪同来台的拱北中旅的一名女工作人员，突然用手捂住脸冲出会场，当我发完言走出会场时，看见那名女工作人员依在电梯间的墙角呜咽地哭泣，我猜想他一定是我弟弟很好的同事，听见我的发言引发了她在忙碌中还没来得及抒发的悲伤。后来我知道，她叫白艳红，他们夫妻俩最早在圆明新园时就和胡纲同过事，后来她和我弟先后调到拱北中旅，已经同事了十几年。
会后在餐厅里宣布明天的行程安排，确定要去看现场。家属提出要自行开会讨论决定，当被通知明早7：30叫早时，有的家属居然责怪时间太早，我当时真的感到很不理解，我狠不得马上到现场去找人，为什么这些家属心情和我不一样？以后我渐渐明白，我和弟妹当时迫切要去救人的冲动实际上是不明智的，那些家属早在来台湾之前，和我父母一样，对失去的亲人已不抱生还的希望，他们早早地就接受了残酷的现实。
第二天早上家属开会，台湾方面和广东省政府官员都到场听取意见，家属提出到现场很危险，要求台方一定要保证安全才肯去。我指着婷婷发言：“我弟妹已经四天没吃东西了，可是她现在要到现场去救人”，“我希望大家不要绝望，他们有可能还活着”，我这番话引发骚动，立马有人针对我说：“导游有责任，超车往前正赶上危险”，有的说“要求台湾赔偿”等等，一直沉默的婷婷这时突然转过身大声说：“现在人都没找到，你们还谈什么责任和赔偿啊”。这时，有年长的家属站出来维持现场秩序，他说：“我也是几天几夜没吃饭，家属内部不要闹，要团结”，后来，他们商量确定要派出代表到现场去。眼见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心急如焚，带婷婷离开会场，到餐厅找到拱北中旅的老总胡文强，婷婷一见她就哭起来：“胡总，我要去找胡纲，我要去救他！”，胡总是个高高个子、皮肤微黑的中年男人，看见他满脸沉痛的表情，他诚恳地说“今天还在下雨，现场真的很危险，你们自己去救人是肯定不行的”，婷婷说她不怕，反正她下面还有三个妹妹，我在一旁说我们救不了人，我们只是到现场去看看，胡总说：“好，我来安排，一定让你们去”。
我们在旁边房间等了一会儿，兰医生得知我们要去现场，主动要求同去照顾。没过一会儿，拱北中旅办公室主任钟联兴（后来我们称他钟叔）过来和兰医生一起护送我俩出去，坐电梯到地下停车场，这时小钟也奉命上了车。
车刚行驶到酒店出口，大批记者扛着摄像机簇拥在我们车旁，照相机镜头抵在车窗上发出金属和玻璃的撞击声，车几乎被他们堵得走不动了。其实从昨晚到今早的会议，会场门外的过道走廊到处是记者追随，短时内我和婷婷变成炙手可热的“红人”。
我们的车终于缓慢驶出酒店，后面跟着的是家属们派出的六位代表的车，记者们也快速各自上了车，尾随我们出发。
悲痛的呼唤
台湾苏花公路，西太平洋“空中险径”。 它沿着台湾悠长的海岸，穿过重重山峦，穿梭于悬崖与峭壁间，随处可见太平洋的旖旎风光和海岸边青山的嶙峋断崖，是世界著名的景观公路，被人们称为景色绝美的西太平洋“观景台”，正是因为这样绚丽的美景，苏花公路也成为台湾景观最美也是最险的线路。
我们的车在绵绵细雨中驶上苏花公路，一路上婷婷闭目靠在椅背上，不知她此时此刻在想什么。飞机上那种揪心的痛又回到我身上，只要踏上我弟弟曾无数次走过路，我的心就无以名状地疼。我似乎又看见从对面驶来的车上有他的影子，正带领着团员欢歌笑语地从我们车边飞驰而过。我的眼泪不听使唤地流出来，隔着泪水和雨水，看见山下那片雾朦胧的海，随着山路的蜿蜒，就象一幅缓慢舒展开的水墨画，真是凄婉的美。
恍惚间，车停下来，到了封路地段，四面八方拥来好多媒体，炮筒般的相机又抵在我们的车窗上，幸亏车窗玻璃是遮光的，外面看不见里面。前方路段就是
车在一个人工隧道前停下来，天空仍下着小雨，所有人下车，每人发雨衣和安全帽。但是站在隧道里，分明听见哗哗的流水声，似乎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看见象瀑布一样的水流从隧道顶部流下侧面的水泥立柱，我们站的地方仿佛成了一个“水帘洞”。所谓人工隧道就是用钢筋水泥沿山体搭建的一小段通道，靠山体和顶部两面是水泥墙，靠悬崖的一侧是水泥石柱，起到防止泥土滑坡和加固公路的作用。正是因为苏花公路经常有泥石流塌方，所以公路上修建有多处这样的人工隧道。隧道不是封闭的，站在里面可以通过石柱间隙看见山崖下面的海景。一个身穿制服头带安全帽的中年男士接待我们，据说是救援指挥部的负责人，他介绍这里就是
这里没有我想象的危险，也没有看到紧张的救援场面，更没看见大批的救援部队，海面上远远的停着一艘船，没有直升飞机，眼前只看见几个志工搜救队员，站在山崖边背对着我们。我问小钟
我拉着婷婷走到前面断崖处，看到路面很窄，水哗哗往下流，崖下面是巨大石头堆积而成的缓坡，我想这里离出事地点很近，我的声音他一定听得见。我毅然走到悬崖边一处断石栏旁，对着山下冰冷的石坡，用尽全身的力量放声呼唤：“胡纲------，你在哪里呀，我知道你听得见，我来了，婷婷来了，来看你了”，一直默不作声的婷婷，放声痛哭，跟着我一起喊：“胡纲------，你快回来呀，老公------，你回来呀。。。。。。”，我用两只手罩住嘴巴，用更大的声音喊出来：“纲------，你一定要坚强啊，你要好好的，有人救你来了，你不要害怕。。。。。。”，我和婷婷紧紧挨在一起，泣不成声，我担心其他团员听不懂武汉话，如果他们有人活着，也能听见我的声音，我改用普通话边哭边喊，幻想着他们在某一个狭小的空间，活着听见呼喊，能相互转告。周围的一切已不复存在，我只想着让他们听到声音，哪怕是给他们一丝温暖。我用最大的力气一遍遍呼唤：“纲------，你放心，我会照顾好爸爸妈妈的，你一定要平安。。。”，婷婷悲痛欲绝，哭泣着说：“老公------，你快回来啊，我买螃蟹给你吃，你快回来呀。。。”，“你说过要回来陪我过生日的，你快回来啊。。。”。可能是没吃东西的原因，她瘦削的身体在风雨中显得特别单薄，呼喊的声音也不够大，我帮她用更大的声音重复着：“纲------婷婷来了，快回来呀，婷婷给你买螃蟹吃。。。”，我一遍一遍呼喊着他的名字，我要声音再大一点，更大一些：“纲------，你别怕，姐姐来了，我把婷婷带来了。。。”，“你放心，婷婷会好的，爸妈都会好的，姐姐、姐夫会好的，咪咪也会好的，你要好好的啊。。。”。
哭泣的声音一定影响到跟随我们的人，身后的人们跟着哭泣，也听见别的家属哭喊的声音。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把我们拉回到车上，随着车门关上，我的心更痛了，我那可怜的弟弟该是多么舍不得我们走啊，我对着车窗外湿淋淋的山崖哭诉：“纲，你莫怕，我还要回来的，还要来看你的，你好好的啊。。。。。。”
悲痛的哭声、喊声随着风声、雨声传向山谷，我相信，海能听见，风能听见，雨能听见，就算他们真的死了，我相信他们的灵魂能听见，听到亲人的声音他就不会感到孤单和害怕，他就知道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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