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学潮  际遇伟人

　　李振翩在湘雅求学期间，正值中国连年军阀混战。“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欲解民众疾苦的李振翩是进步学生代表之一，毅然投身学生运动，他说：“我不仅仅是湖南人，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对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而又动荡不安的国家负有责任的公民。

　　就在这一时期，他遇到了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毛泽东长他5岁，且是同乡，二人相见恨晚，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李振翩由于心头激动，一时说起话来只是“喔、喔、喔……”，毛泽东就笑他像牛叫，戏称他为“水牛”；李振翩对这位心怀好意的老乡充满敬意，也就不客气地称他为“水老倌”。

　　两人的友谊随着“驱张运动”而与日俱增。他们先后创办了《学生校园报》、《新湖南》、《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宗旨在于“批评社会，改造思想”，“宣传救国救民真理”。当时湖南军阀省督张敬尧却一手镇压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接着，李振翩创办的《新湖南》也被查封。进步学生们认为张敬尧就是腐朽势力的代表，非驱逐出湖南不可。李振翩和毛泽东一起领导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李振翩亲率驱张请愿团进入北京政府，代表湖南民众慷慨陈词。北京政府迫于爱国学生的压力，撤了张敬尧的职。张敬尧得知向总统府亲自递交请愿书的就是李振翩，认为李是这次学潮的首领，当他命令逮捕13名主要闹事者时，李的名字位列名单之首，却放过了学潮的真正首领、请愿团团长毛泽东。接着，毛泽东离开了长沙，李振翩也隐蔽起来。

　　“驱张运动”以后，1920年夏，毛泽东回到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有政治抱负的热血青年，他们秘密集会，共抒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并且订立了一个秘密的神圣盟约——为了中国的利益，甘愿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经毛泽东介绍，李振翩成为40名新民学会成员中的一员。

　　此时，他们队伍中一位年轻小伙子、湘雅学生陈自宝突然被天花夺去了生命。这件事，使作为学医的李振翩，感到非常悲伤，他认为陈自宝的死，也代表了中国人遭受的另一种苦难。后来，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朋友，陈本不应该死，革命之途何止一条。改变政治制度，其一也。然众皆亡于无为之疾，不得安其天年，虽新制有何益也?我择留以学医。”从此，李振翩倡导科学救国，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医学研究生涯，把政治的路留给毛泽东这样的朋友去走。

　　但是，毛泽东始终不忘李振翩这位挚友。1921年7月，毛泽东邀请李振翩一道去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可惜的是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1922年10月24日，妻子杨开慧要生孩子了，毛泽东又来到湘雅找老朋友李振翩帮忙，李连忙随毛泽东来到住所协助接生，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得以平安降生。1925年，毛泽东又回到湖南，再次与老朋友联系共同革命，但是，李振翩此时已在湘雅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正要离开长沙去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职。两人依依惜别，李振翩向毛泽东表示：你从事政治活动，我则专心医学，将来定可重逢。此话在半个世纪后的197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内接见中外闻名的医学博士李振翩时，李博士提到了这件事，两位朋友都很感慨。而当1949年10月1日，李博士在美国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时，立即挥笔写下他当时的心情：“生逢天下乱纷纷，奠定乾坤有伟人。”

　　救死扶伤  抗日报国

　　李振翩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任病毒学教授，与第一班毕业校友汤飞凡博士一起从事细菌学研究。在这里，他认识了正在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学习的同乡汤汉志女士，以后他们产生了爱情。1928年汤汉志女士获得博士学位，1929年，两人结为伉俪。同年，夫妻双双去了美国，在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工作。

　　1931年，日本发动“沈阳事变”，入侵中国，赤诚的爱国心，促使李、汤夫妇毅然抛弃高薪厚禄，返回祖国，为抗日救亡效力。在北平安家后，李振翩任军医学校细菌学教授和血清研究实验室主任，为抗日培育大量医学专门人才。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李振翩先后在上海、南京、广州、广西、贵州等地的上海医学院、陆军医学院、中央大学任教，培养了大批“真正能负起抗战责任和为社会服务的医务工作者”。同时，他在敌后以医学权威的身份，多次掩护中共的地下工作者。

　　日军侵占上海后，李振翩一家随学校迁到广州。当时广州城内居民多已疏散，他们就住在一个官员的公馆里。公馆的房子很大，李振翩的一个在某杂志社任编辑的侄儿全家，以及刚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国的汤汉志的弟弟一家，也都住到这里来了。国难当头，三对夫妇共聚一堂，十分亲热。

　　广州沦陷后，李振翩夫妇随陆军医学院辗转到了贵州安顺。他们一面做教学工作，一面给当地同胞治病，被人们誉为“救命医生”。

　　194l～1942年问，横遭战祸的中国，又流行一场空前规模的瘟疫，千万人被夺去了生命。李振翩在贵州住地通过细菌培养和井水化验，准确判断为“霍乱”病毒，立即报请当地政府，要求采取紧急有效措施，可是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十分紧迫的情况下，李博士自己动手，立即封闭了水井并进行必要的消毒，制止了当地霍乱的蔓延。在李博士控制的地区共有5万多人口，只死亡了11人。

　　当时，美、英教会组织了一支野战卫生救护队，远道来华支援抗日战争。他们经昆明入境前往重庆，途经安顺时，李博士夫妇热忱接待，提供茶水，还在家中盛情招待。他们中有一位年青的英国人因患急病留在安顺就医，汤博士为病人精心治疗、护理，死后又给妥善安葬。后来，死者的母亲从英国拍来电报感谢李汤夫妇。

　　1942年，中共南方局指派西南联大总支书记李振穆前往贵州重建党组织。李振穆系李博士的堂弟，为取得一个公开的社会职业作掩护，就给李博士写信。李博士知道堂弟的意图，热情支持他，给了他一个自己所在的血清研究所一名技佐的头衔，并给他改名为李志浩以资掩护。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拟与李振翩会晤，因此时的李振翩仍远在贵州安顺而未成行。后来，李振翩一家五口随医学院迁南京，他担任了血清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