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 荒 者 的 怀 念

潘杰    张家顺

严立三带我们到晒坪来开荒，既是出于爱国之心，也是减轻百姓负担、培养建设人才，演练战后平稳裁军之举。

抗战时，武汉、宜昌相继失守，湖北省政府迁到恩施。严立三当时代理湖北省政府主席。保安一、二、三团和十二团因为是省政府所在地的警卫部队，于一九四〇年也迁驻恩施。一九四〇年七月，陈诚来到恩施，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严立三辞去代理省政府主席不久，他就带我们到宣恩县晒坪开荒来了。

我们当时都在保安二团。这个团的团长是胡协南(沔阳人)。共有三个营，一营营长周亚东，二营营长郭重新，三营营长姓胡。我们属于一营。原先有的在一连，有的在二连，有的在三差，一连连长王子文，副连长刘岳辉，二连连长胡英，三连连长段楚英(名字可能不准确)。一九四〇年冬天，保安二团在恩施改编，将一、二连编为垦殖先锋队，到晒坪垦殖区开荒，其它营、连也有少数士兵编入了垦殖先锋队。团长胡协南担任晒坪垦殖区主任，一、二连的连长分别担任一、二队的队长，加上团部共有三百多人。

临走的前三天，全团办酒席会餐。席间，胡团长举着杯向弟兄们讲：“没得法，我们要随严主席上山修行去了！弟兄们要同心协力······”。说着，他痛哭起来，弟兄们也哭了。大家的心情不好，都喝得大醉，有的哭着走了一条街。

腊月间，我们向宣恩开发。三百多人都是全副武装，同时带有薅锄、挖锄、镰刀、斧头等农具。全程都是步行，头天歇恩施的甘溪，第二天到宣恩的椒园，第三天到宣恩县城，过了旧历年以后才走。到长潭河又玩了十来天，过正月十五，即于一九四一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公历二月十一日)经过长途跋涉，翻越高山，来到了椿木营的晒坪。

晒坪位于宣(恩)、恩(施)、鹤(峰)三县毗邻之地，地处高原，海拔1 8 0 0多公尺，气候寒冷，无霜期短，满山遍野都是齐胸的蕨芜子、白马桑树。东至烂泥坝，南至马桑溪，西至山羊溪，北至撒那溪，纵横三十里无人烟，这里就是我们的垦殖区。上山后，首先是搭茅棚子，以排划住区，每班住一个棚，共计搭了二十多个茅棚。这年的下半年，又修建木房子，树子是从十里以外的城墙岩运来的。每个连队两栋，包括垦殖区办公室共计修了五栋十五间。头一年就开始了开荒生产，任务逐级下达，规定每人每天开荒的面积必须达到：宽三丈、长三丈、深二尺二寸，完成了任务就休息，也可以去打野猪。这么宽的垦区，光靠部队开垦不了多少，于是就请人来开垦，每个工五角钱，供给一餐中饭，打起锣鼓搞（邀伙打锣鼓搞生产，是宣恩的一种习惯)，每天少则四百人，多则七、八百人，每年请工约上万个。前前后后共计开垦荒地数千亩。因为我们不懂得这里的耕作方法，每个连队请了一个“农师”(本地农民)教我们种庄稼。开出来的荒土，主要是种苞谷，同时种了一些黄豆、荞子和萝卜。黄豆、荞子、萝卜得了收，种的苞谷基本上失收，苞谷为什么失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土挖得太深，把瘦黄泥巴翻在上面，怎能长庄稼？第二、不按当地土壤施肥，当地农民是砍火楂烧肥作底肥，而我们是把黄豆磨细了作肥料，一年浪费几千斤黄豆；第三、播种晚，无霜期短，遇上秋风，苞谷不得成熟；第四、野猪成群结队的吃，长出来的苞谷托被野猪“抢”走了。种苞谷失败，又以发展畜牧业为主，饲养牲猪、山羊、骡马和牛。从第二年起就着手修建栏圈，开始发展，到后来共计养了牲猪上百头，山羊三百多只，黄牛七十头，水牛二头，骡三匹，马两匹。

严立三那时已经年过五十。身体不太好，因此没有随部队在晒坪“落户”，而是住在山下的长潭河王家坝张光守的家里，每年上晒坪两三次，每次住一段时间又下山，到冬天就不上去了。他生活俭朴，经常是身着普通长衫，脚穿草鞋。平易近人，大冢都称他严先生。他多次教育士兵说：“现在国难当头，民生难保，你们要把晒坪建设好，好让无家可归的难民以后到这里来安家。”严先生不欢喜与陈诚的人接触，对他们往往是冷眼相待。一九四二年有一次，阮齐(先是保安处长，后任省干训团教育长)带着一批官员到晒坪看他，他起初在垦殖区办公室看书，有人报信以后，他扛着锄头上山假装去挖土，拒绝会见，阮齐一帮人吃了“闭门羹”，不欢而走。又一次，严先生住在长潭河，陈诚派几人从恩施挑着东西来看望他，他付款将东西收下。并托来人给陈诚带去一封信，问陈诚：你给我买这多东西，钱从哪里来的？

严先生因为得了病，于一九四三年搬到宣恩县城居住，刘光元曾随他搞了两个月的勤杂，帮忙种菜、兴花、割草。后来他的病情加重，就送到恩施治疗，去不久，医治无效逝世了。

严先生是爱国的。武汉沦陷以后，省政府迁到宜昌，他曾、在宜昌西郊、三峡的门户三游洞写下了“不共戴天”的墨迹，以表示他抗战的决心。严先生逝世后，晒坪垦殖区第四任主任施方白(据说是严的秘书)为了纪念他，于一九四四年在垦殖区办公室所在地——何家坪立了个石碑，借以铭记严先生的爱国之心。此碑高四尺八，宽厚各一尺，至今依然耸立，字字清晰。镌刻的碑文如后，正面是“不共戴天”四个显赫的大字，下面落款：“廿八年春劬丁”。碑的左侧全文“劬园者严立三先生之园名也故自称劬丁不共戴天四字方鲁摩于三游洞之崖兹再刻于先生创之晒坪垦区以与晒坪并垂不朽”，落款：“卅三年三月卅一日施方白识”。碑的右侧正中是“劬园”两个大字，下面落款：“民国甲申冬至前居正题”。

严立三先生在世时，垦殖先锋队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仍按部队待遇，年年发服装，拨给养。吃的粮食从长潭乡拨给，在长潭河加工以后挑上山。每人每月还发有薪金：上士十三元，中士十二元，下士十元，当兵的五、六元，扣除伙食费以后，每月可以实得一、二元。严先生逝世后，垦殖队的处境更加艰难，每况愈下。于一九四三年收缴了垦殖队的枪支，除留二十条作警卫用外，其馀全部上缴。从一九四四年起，就将我们当难民对待，服装、给养停发，一切靠自力更生，因此，有的遣返，有的早已逃走，无去路的就被迫留下来了。我张宗明就是逃走了又回来的一个。我老家是四川成都那边的，从晒坪逃跑到来凤修飞机埸，想挣几个钱作路费逃回老家，但是搞不到路条，走不动，想另找出路，逃到咸丰时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在行军途中我又跑了，没有去路，只好回到晒坪定居了。刘光元是贵州威宁县人，无法回去，从始至今未离开过晒坪。当时留在此地自谋生计的，共有三十多人。

大批垦殖队员一走，原先开垦的土地大面积荒芜。垦区周围的农民很想来耕种，当局也允许农民来这里定居耕种，先后搬迁来七十多人，加上我们留在这里的外地人，共有一百多人，从当局统称我们为“垦民”，给每人划了十亩土地耕种，宣布免交亩捐粮。

在晒坪垦殖区先后担任过主任的有：胡协南、石湘(石瑛的侄子)、沈良夫、施方白、王振周。王振周是最后一任，他后来回恩施去了。

垦殖队留下来的三十多人，都在当地安了家。解放前，我们渡过了艰辛的岁月，解放后，生活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我们尚在的八人，都是儿孙相随，宣恩已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故乡了，现在的晒坪，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正在开拓前进，松树成林，药材飘香，荒山变了宝山。严先生逝世几十年了，如若死而有知。重游旧地，定会含笑于九泉。

(根据刘光元、覃顺坤、张宗明、宋学凡口述整理)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一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