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林忆黄维谈严立三

汪东林

黄维给我沏杯茶，轻声细语地谈起“怪人圣杰”严重师长
　　到苏州后时间尚早，又未安排活动，黄维便要我带他上街逛逛，他说至少有40年没有到过苏州了。我欣然从命，引他在苏州大街小巷穿行。他若有所思地问我：“你知道国民党有个叫严重即严立三的北伐名将吗？他是湖北人，凡是正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没有不敬重他的。”我想了一下后回答：“是不是湖北‘三怪’之一的严立三？我还是过去听湖北元老李书城老先生在小组会上讲的，说湖北有‘三怪’--石瑛、严重、熊十力。李老讲得很多，但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他们的名字。”黄维打开话匣子，边走边说：“你年轻了一些，对这些老人有所不知可以理解。往前倒流四五十年，严重可是社会各界都知道的名人。他是我的老上级，又是黄埔军校的老师，对我这一辈国民党军人，影响颇大。你有兴趣，晚上可到我房间里聊聊。关于严重的言行，是值得后人研究的一个题目。”
　　当晚，我应约去黄维房间，他特地给我沏了一杯龙井茶，轻声细气地说起来。
　　原来，在黄埔军校创建初期，严重就是威望颇高的军事教官。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拥护国共合作，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除担任战术教官外，还担任学生总队长、训练部副主任（主任为邓演达--笔者注）。他后调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并受命组建补充师即第二十一师（独立师--笔者注）开始，就着力实施由黄埔军校确立的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原则。他精心选拔年轻有志有为的黄埔学生担任连排指挥官，并在短促的时间内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他要求每一个官兵都抱定“打倒帝国主义、除军阀”的政治宗旨，明确全体官兵都要做到“不怕死，不贪财”。他还第一个在军队生活中实施邓演达在黄埔军校所倡导的“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的“三大公开”的创议，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严重作为一师之长，他以身作则，严以律己，诚以待人，特别是他在生活上清廉得如一名士兵，使部下都诚服他治军严明，第二十一师从1926年秋天自广东挥师北伐，过江西，进浙江，到达上海、江苏，历时数月，沿途对城乡百姓不犯秋毫，处处受到欢迎。
　　黄维是带着深情且沉重的口吻回顾这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的。二十一师自广东过江西全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进入浙江，就与孙传芳军阀接火。江山、常山、龙游一线，北伐军顺利挺进。不料在严州（建德--笔者注）、富阳，孟昭月部设重防，摆开架势决战。严重命令由陈诚任团长的六十三团为主力进攻孟军。虽经激战，几度发动攻击，仍无进展，并有较大的伤亡。最后，二十一师还是师长严重亲自赶到火线，在前沿直接指挥下击败孟昭月部，打开通往沪杭大门，直下杭州。
　　这一硬仗使二十一师名声大振，严重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纸上，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通电嘉奖严重和二十一师，江浙父老推崇二十一师为北伐模范师。
　　黄维回忆说，这期间，他是初出黄埔校门的低级军官，在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从排长升为连长、营长。严重师长在他的心目中，是长官、严师，是崇敬和学习的榜样。他万万没有料到，在北伐军势如破竹，二十一师顺利攻下杭州，由浙江向江苏推进，攻占吴江、同里，半夜进入苏州，截断沪宁线，使友军相继攻克沪宁时，突发上海“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他更想不到，他所崇敬的严重师长正在这时，向蒋介石提出辞呈，拂袖去庐山隐居十年，直至抗战爆发才第二次出山。

                                     
汪东林，男，汉族，祖籍安徽徽州，1937年12月22日出生于浙江江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传记文学作家，高级记者。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曾用笔名汪洋波、郑直淑、江郎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