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立三先生在宜恩义务教学的点滴回忆

黄可兴

1942年秋，我考入湖北省宣恩鹤峰联合中学读书。当时，严立三先生即在该校担任义务教师。因曾亲聆教诲，印象颇深，虽历时四十余年，而先生音容笑貌，犹历如在目前。为使严先生一生中的事迹不致遗漏，特将我亲历、亲见、亲闻的点滴事实，摘要述之于下：

为落榜学生争取读书机会

1942年秋，省教育厅给宣鹤联中下达的招生指标只80名，而报考者共一千多人，除宣恩、鹤峰两县应届高小毕业生外，绝大多数是沦陷区的流亡学生。考后放榜，我以名列第九的成绩被录取，当然是喜形于色，而落榜者垂头丧气，不知所措。特别是流亡学生，有的愁容满面，有的是悲泣不止。严先生得知后，向学校建议，凡每门功课及格或接近及格者，尽量录取，并及时向教育厅打电话，说明增加录取名额的必要性。大意是：(一)增收本地学生，对文化落后的鄂西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二)增收流亡学生，可使他们不致流落街头，沦为乞讨；(三)这些流亡学生，有的是失去父母的孤儿，有的是遭受日军蹂躏，对日本侵略军具有强烈仇恨心理，几年之后，这批青少年将成为抗战的中坚。由于严先生出面说话，教育厅欣然同意。就这样又收了三个班的落榜生。开学后，鹤峰县提出意见，认为对他们县的学生取得太少，严先生根据鹤峰的实际情况，认为鹤峰的文化落后，学生成绩不高，是历史造成的，并不是天生蠢材。因此，就应该多培养读书人，来改变落后的面貌，于是又在鹤峰收了一个班的学生，连同原收新生一起，共编为一共甲、乙、而、丁、戊，已六个班，每班都是五十多名的足额班，

寄希望于学生抗日救国

严先生所教公民课的内容，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在讲授中，他无时不以抗日救国的思想进行教育。其讲述方法，并不是泛泛空谈大道理，而是用日军入侵，国破家亡的具体事例，来激发同学们饥餐倭奴肉，渴饮鬼子血的仇恨心理，直至讲到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亦在所不惜。最后，他要求同学们在这年轻的黄金时代，安宁自在的大后方，发奋求学，随时等待着祖国的召唤。

有时，学校举行“精神讲话”，是一种专题性的讲座形式，每当约请严先生讲话时，他就讲“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道理。同时他悲叹自己年老多病，手脚失灵，说：“要是我还转去十年，非拿起枪杆跟日本鬼拼个你死我活不可！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寄希望于你们了！”

教子之道在于严

严善明同学是严先生的独生子。年龄不过十三四岁。爱如掌上珠，是人之常情。有一次，严先生到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时间较长。严着明的母亲听说学生在学校吃的伙食很差，就要他在家里一起吃饭。严先生回宣恩后，问严善明为什么不在学校过团体生活，严无话可答，其母连忙说是她的意见，先生只好不再追问。筹二天，严先生趁到校上课之便，专门去饭厅看同学门吃饭。早上看是吃的七子米（糙米）稀饭和酸菜，中午看是吃的七子米干饭和洋芋片，下午看又是七子米稀饭和炒黄豆。一连看了两天，仍然是两稀一干。严先生回家后，马上吩咐严善明在一边开伙，吃两稀一干的七子米饭，和洋芋、合渣、炒黄豆。否则，就会学校去吃。并严厉地说：“从小不锻炼吃苦，长大了怎么能适应艰苦的环境？前方的抗日将士连稀饭也喝不上，还要冲锋陷阵，他们为的谁?其实家里除了是熟米饭而外，一年四季吃的是我自己种的蔬莱，而你们呢？是饭来伸手，菜来张口，难道还不满足？唐朝诗人李绅的《悯农》诗还背得吗？“背得”。“背给我听”!严善明背了全诗后，严先生又问：“诗虽背对了，可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两句你又想过没有?”。严善明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当严善明向我们几个同学谈及这一问题时，我带着不解的心理问他：“你爸爸是否喜欢你？”严说：我母亲非常疼我，我父亲同样也爱我”。直到后来我才悟出疼爱子女在于严的道理。

含辛茹苦不累他人

国家每月给予严先生的生活费用，总要精打细算，紧缩开支，才能粗茶淡饭，平平而过。而严先生却是心安理得。有一次，校长林振声去看望严先生，无意中发现他家烧柴十分节省，顿感住在出柴之地，烧薪如同烧桂，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号召我们甲、乙两班学生，利用星期六下午无课的时间，到学校的柴山里为先生义务搬柴。当柴送到先生家里之后，先生坚决拒收。校长赶来对先生说：“同学们感到先生的生活太苦了，才自告奋勇的为先生搬柴，这是同学们的一点心意，望先生一定要收下”。无论校长怎么说，严先生始终不收。并说：“现在，我不能为国家出力，国家还按月给我生活费用，本已受之有愧，怎么还能收柴？谢谢学校和同学们的好意，我领受不起”。校长见严先生坚持拒收，也就只好吩咐学生把柴扛回学校，抵交各自每月应搬的任务。

带病上课，感人极深

又一次，严先生久病初痊，即来校上课，为了把耽误的课程补起来，他给三年级讲了一节，又连续给我们二年级讲两节。从他那高凸的颧骨，瘦削的面庞，和那弱不经风的身躯，同学们都很担心他是否能在课堂上连续坚持几个小时。然而，他却若无其事，尽量强振精神，滔滔不绝地给大家讲述课文。在他讲得口干舌糙的时候，我和同座的严善明在下面搞起小动作来了。我把嘴凑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连续不断学着严先生的习惯口语：“这个这个这个·····”。严善明也不示弱，用他的膝膑头，向侧面对着我的膝胯，狠狠地撞击，不料被先生发现。可是他并没厉声批评，只是严肃地说：“我的口已经讲出白泡子了，你两人不愿听，但不能影响愿听的同学······。国家供给你们吃的、穿的，甚至连书籍等物都是发的，是为了什么？你们要怎样才对得起国家？又是谁使你们能在这里安心读书？你们对得起前线的抗日将士吗？……要牢记一句俗话‘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哟！”。当时我虽有惭愧之感，但并未触及心灵。第二天，听说先生的病又复发，我也只是一惊。不两天，又听说先生送恩施沙湾医院，这时我才有点紧张起来了，又过了不久，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雷，把同学震动得泪眼模糊，有的甚至放声大哭：“严先生啦！我错了！您怎么就离开我们而去了？！……。”

黄可兴，湖北宣恩人，现为宣思县图书馆馆员、宣恩县政协常委兼文史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