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汤晓 丹素以拍摄军事题材影片见长，这位从未侧身行伍的布衣导演，却被人们冠以“银幕将军”的美誉。主要原因乃是由于汤晓丹尤其擅长刻画战争环境中的人情与人性，以人的情感和人的心灵柔化了战争的残酷和坚硬。50年代初，汤晓丹拍摄《渡江侦察记》的时候，军事题材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能向观众展示战争残酷的一面。但剧情中有一处情节，正要表现战士吴老贵为掩护战友而英勇牺牲场面。怎么办？汤晓丹并没有被难倒，他为人物精心配置了一个重要道具——一只酒壶，在前面的剧情中做了充分的铺垫，不时让人物把酒壶拿出来嘬上两口。等到拍吴老贵牺牲的场面时，汤晓丹便拿这只酒壶来大做文章。我们在银幕上丝毫没有看到吴老贵中枪倒地的动作，但是我们看到那只酒壶被抛在了杂草丛里，瓶口张开，几滴残酒从中汩汩涌出。

　　这个镜头，用一种看似不经意的镜头语言，向观众传达出一种“物是人非”、“睹物思人”浓郁诗情。可谓不着痕迹，尽得风流的神来之笔。汤晓丹在不触犯战争片禁忌的前提下，含蓄地完成了对牺牲的情感渲染。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让《渡江侦察记》一片大获成功。据当时的统计，这部影片在全国上影周期长达半年之久，观众人数多达1733万人次，创下了1954年国产片的最高观影纪录。

　1933年，身为天一影片公司布景师的汤晓丹，意外得到一次执导影片的机会，拍摄了自己的处女作《白金龙》。这一机缘看似偶然，实际上恰恰得益于汤晓丹避高趋下的谦和个性。《白金龙》原是一部由粤剧名家薛觉先与夫人唐雪卿合演的地方戏，因为广受观众欢迎，薛觉先便决定把它交由天一公司拍成电影。原计划由天一老板邵醉翁亲执导筒，没想到开拍之前却临时走马换将，将毫无电影拍摄经验的汤晓丹从幕后推向台前。个中原因，一来是因为汤晓丹是天一公司唯一会讲粤语的人，语言上的优势便于他把握

剧情脉络，与演员充分交流；二来，也是更为重要的理由，邵醉翁私下担心薛觉先性格耿介，不好合作。于是便把为人厚道、寡言不争的汤晓丹拉来顶缸，以求避开薛觉先的锋芒。

　　结果影片在南洋市场一炮打响，据说为天一公司挣到了一百万的票房。客观上讲，影片的成功应首先归功于原作扎实的观众基础，同名舞台剧早已在市场上经过千锤百炼，更加上薛觉先、唐雪卿等名伶加盟，影片大卖原也是水到渠成。

　　1934年初，汤晓丹从天一公司手上接到影片《一个女明星》的拍摄任务。他看过剧本，并不喜欢，本想婉言谢绝，但考虑到“如果没有巧妙的借口，日后只能受老板的冷遇或赐予一双小鞋”，于是“迫于生活、迫于权势”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为此，日后的汤晓丹还颇为感叹，觉得自己“没有沈西苓为了《女性的呐喊》宁可卷起铺盖离开天一那样的魄力”。

　　汤晓丹之所以能历经千难万险始终屹立不倒，恰与他这种直而不挺，曲而不挠的性格大有关系。特别是解放以后，电影界政治气候始终阴晴不定，多少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都难免折戟沉沙，在历次运动中断送了大好前程。而汤晓丹却能一一涉险过关，一路走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他性格的胜利。早在建国初期，汤晓丹参加了一个为旧上海电影工作者举办的学习班。在这个班上，他就曾暗下决心“绝不提出自己喜欢搞什么题材，只要组织交下的任务，我就兢兢业业去完成”。事实上正是如此，汤晓丹建国后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来自厂方分配的任务，而很少出自他的自主选择。

　　即便如此，汤晓丹的创作生涯中依然风波不断。我粗粗统计了一下，仅从60年代中到80年代他退休这段时间，汤 晓丹已经开始着手创作，中途却不得不奉命放弃或停拍的影片就多达8部之多。比如说1980、1982年，汤晓丹因奉命拍摄《南昌起义》和《廖仲恺》，而不得不分别放弃了《肥水大战》和《望断天涯路》的筹备。后面1984年的《宋庆龄》，1986年的《末代皇帝》，1987年的《布衣老帅》，以及1988年的《官渡之战》等几部他想拍的影片，也因种种原因导致半途而废。

　　汤晓丹的委曲求

全，隐忍谦让，又决不是毫无原则的软弱和妥协，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汤晓丹从来都不含糊。正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41年，香港沦入敌手，日本占领军曾经想利用他这个卖座的金牌导演，拍摄一部美化他们侵略行径的影片《香港攻略》。在此关头，汤晓丹就能坚守民族大义，绝不委身事敌，最后他不得不在朋友的帮助下化装潜回广州。1943年，汤晓丹在武汉“中制”落脚，厂方曾动员他加入国民党，以便他们从容调配，也遭汤晓丹婉言谢拒。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汤晓丹绝不是一个唯唯诺诺，只知一味逢迎，为偷生而苟且的碌碌之辈。相反，他对是非曲直、人心向北早有自己清晰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