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死于通天案（1） 

1966年冬天格外的寒冷，这不仅仅是气候的缘故，白色恐怖笼罩着京华大地。元旦来临，人们没有一点儿过节的喜庆气氛，却能经常听到哪个领导、名人、作家、演员被打死了或自杀了，听说有老俩口不堪屈辱一起跳河的……。

1967年1月23日，我从学校回家吃饭。家里来人了，是老家的一个远房叔叔，正在和父亲诉苦，说他原是村支书，最近村里的人贴他的大字报，要罢他的官。只听父亲说：“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我们都要理解、适应，要经风雨、见世面嘛！你看像我这样的官，在农村，比你们县长的官还大，我们不是也靠边站了吗！没关系！锻炼锻炼就好了！”我当时听了也很感动，同时心想：父亲应该没问题，遇到天大的事都能想得开。

1967年1月24日傍晚，我又回家吃饭，看见父亲有点儿不快，在外屋一个人喝酒，没和我说话，我与奶奶打招呼后就悄悄地在里屋闷头吃，没敢打扰他。一会儿，父亲端了半盘炸饺子进来，放在我的面前，还是没说话。我吃完饭，惦记着明天要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刘邓反党集团”的斗爭大会就早早回学校去了。

1967年1月25日，工人体育场，几万人座无虚席，刘、邓、陶、彭、罗、陆、杨等几十个原中央领导现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一字排开在主席台上。那么冷的天，那么大岁数的原国家领导人，脖子上挂着打红叉子的名字的大牌子，坐着“喷气式”（红卫兵将犯罪分子按头撅胳膊）一站就是一整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人们高喊着“革命口号”，被打倒人的名字都被一遍遍地叫着，喊着。我中途悄悄地走到主席台旁边，看到不知是哪位原领导人，在大汗漓漓地哆嗦着，腿一个劲儿地打弯儿，又让红卫兵给踢直了……我不忍心看下去了。

天黑了，我们一行八、九个人一直从工体走回我家，路上，大家都不说话，都被白天的惨烈场面震憾了。我们家住的和平门顺城街50号（现在改建为北京市急救站）是大街往北进一个十几米的小胡同里，我们院的高台阶旁有一个公共厕所，我们这些女同学在上厕所时，我发现男厕所的门不知为何掉下来了。

进得家门一看，我们家里来了很多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好像有好长时间不见的亲戚也来了。我跟母亲说，我们还没吃饭呢。母亲似乎不太高兴，但还是给我们煮面条了。我们一行人吃完了就往出走，准备回学校。刚出院门口，我被姑姑叫住了，让我明天早上回来一下，我没多想，问：有什么事吗？姑姑有点儿急了：叫你回来就回来吧！

回到学校我就开始嘀咕：我们家怎么了？怎么那么多人呢？我妈为什么不高兴？我爸爸怎么没看见，是不是出事了？被人抓走了？进监狱了？一夜都没睡着。

1967年1月26日早上，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少见的大雪），我同学刘品瑶陪着我往家走，从宣武门走到和平门，心里一直打着鼓。进了家门，母亲还没起床，姑姑将我带到母亲身边，妈妈问我：你知道你爸爸去哪儿了吗？我摇摇头，她声音哽咽着说：“他再也回不来了！”“为什么？”“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杀了！是反革命分子了！”顿时，我觉得天昏地暗，像一声惊雷打得我天旋地转了，我曾想过很多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唯独没有想到自杀，前天父亲说的“经风雨、见世面”的话还在我耳边回响呢！母亲继续说：“他不革命我们还要革命，要和他彻底划清界线”。我无语了，眼泪不停地往下流。全家人都是以泪洗面。

究竟是怎么回事？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几天后，母亲才有力气简单地向我解释：原来公安局的阶级斗爭已经白热化了，政法公社彻底砸烂公安局，已将所有带长字的领导揪出来进行多次批斗了。在将很多莫虚有的罪名强加给多年保卫国家安全的功臣们头上之后，又将一顶通天罪名的大帽子扣在了我父亲头上——刘汉章在中南海给毛主席安装窃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