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革命伴侣

    我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总共算下来是共同生活了17个年头。1967年1月，父亲因受“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过早地离开了母亲。他们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唧唧我我。维系他们的是革命的爱情和神圣的使命。

我母亲出生在内蒙古，她家除父母亲外，有五男二女七个兄弟姐妹。我的大舅从小得伤寒去世了。家里在供二舅一直上学外,母亲只上了几年小学，就帮助父母看管弟妹做家务了。

我姥爷是厨师，会做燕翅席，一直给大户人家作饭，家境还不错。在母亲十几岁的时候，家里搬到乌盟的丰镇居住。托人介绍，认识了在当地干铁路报话员的父亲。双方订婚后，父亲就随共产党游击队走了，之后因地下工作需要往返于北平南口到内蒙绥远（呼和浩特）之间，经常在姥姥家落脚。北平解放前二年，父亲音讯全无（因父亲为北平和平解放辛勤工作着），直到解放了，父亲才通知让母亲去北京结婚。

母亲是1949年9月来到北京的，组织上为照顾父亲和工作需要，将母亲分配到北京小学当保育员。当时北京小学的学生都是中央和北京市领导同志的孩子，在当时解放初，社会秩序还极不安定的时期，孩子们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母亲在与父亲团聚后没有办婚礼（刚解放百废待兴，父亲工作太忙了）就去报到了，北京小学领导称，国庆节前事情太多了，你刚来北京，先去玩玩转转，十一过后再来上班吧！就这样，母亲的工龄算到了1949年10月3日，若干年后，中央有规定：凡在1949年国庆节前参加工作的算离休干部，之后参加工作的工龄算退休干部。为此，我母亲付出了精神和物质双方面沉重的代价。

当时的北京小学设在一座大庙里，一百多个孩子全部住校，晚上，就一、二个保育员值班，把初离家门的二十岁的母亲吓的够呛。就这样，干了二年多，在大儿子（我哥）一岁多,母亲又怀孕上我之后，才被调入北京市公安局，和父亲并肩战斗了(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是从娘胎里就随母亲“调进”公安局了,而真正办调入手续是25年之后的事了)。

那个年代，公安局按部队待遇，实行供给制，对公安系统的领导们还是很照顾的，家属或女民警生孩子，由公家出资给找保姆。而母亲他们找的保姆不会带孩子，他们工作又忙，俗称：三个单元一拐弯（就是工作分为上午、下午、晚上三个单元加上晚10点到12点叫一拐弯儿），每月才能休息一天。无奈只好将我哥送到当时在南口铁路工作的爷爷家扶养。

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但人很聪明，学习技术很快就能掌握。人又能干，加班加点儿地与男同志一样工作，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据母亲回忆，当时他们单位在东交民巷，没有自己的家，男女都分别住在集体宿舍。但是，年轻的共和国卫士们仍然能即抓革命又促生产，七年间，生了我们四个孩子（当时鼓励妇女多生产，叫做“革命母亲”）。每个孩子都是在一周岁左右就被送到南口的爷爷奶奶家了。

直至哥哥该上小学了，奶奶又得了严重的肺病，不得已，父母亲将我们和爷爷奶奶一起搬进城，在北京西城棉花胡同安了家。父母这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即使这样，我们仍不能每周与父母见面（他们节假日保卫任务更加繁忙），赶上终于有一天，能和父母相聚，是我们几个孩子最高兴的时候，因为父母可以带我们上公园拍照了。

直到我父亲去世若干年后，我还在想，不管怎么说，父母在“文化大革命”前，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毕竟一起共同生活、战斗了十七年。他们是名副其实的革命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