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 阎锡山统治了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两大城市。阁锡山接收了察绥两省杂牌骑兵约四个军二十六个团的人马，包括在绥远满泰的一个骑兵军和王英的一个骑兵军，包头另有一个独立骑兵旅；在察哈尔省有张砺生的一个骑兵军和彭兆林的一个骑兵军。这些队伍都是利用“北伐”的机会，招收土匪骑兵扩充成军的，建制庞杂、素质不良，纪律很差；谁来就拥护谁，只知道要粮要饷，不知道服从军令。从扩充实力起见，阎锡山着意将其正式收编。因此，察、绥甫定，即委其第六军军长傅存怀为骑兵司令，对杂牌骑兵着手进行改编。傅存怀出师不利，欲速则不达，酿成了王英部一个骑兵旅拉走当了土匪的后果。经过考察，阎锡山改任出身保定军校骑科的赵承绶出任骑兵司令，骑兵是赵承绶的本行，这是他归口的一个绝好机会，况且一上来就是独挡一面的骑兵司令，何乐而不为。这时的赵承绶虽然春风得意，但是头脑却异常冷静，吸取傅存怀失败的教训，他就杂牌骑兵整编问题向阎锡山提出三点要求建议：第一，不能操之过急，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第二，逐次编遣，由我斟酌用人；第三，创办一个教育机构，培养基层干部，以便逐步打入各骑兵队伍内部。得到阎锡山的全力支持后，赵承绶就任第三集团军骑兵司令，设司令部于大同。1928年10月，阎锡山批准的军事教育机构——“第三集团军骑兵教练所”设立，赵承绶兼任所长。教练所从培养基层干部、加强骑兵的正规化建设出发，分设两个军官队和五个军士队。军官队的学员一部分来自赵承绶老步一团的军官，一部分来自各骑兵部队中的中下级军官，还有一部分为在本地招收的文化基础较好的学生；军士队的学员一部分来自赵承绶旧属年龄在20岁以下的青年士兵，一部分来自骑兵部队中年龄在20岁以下的青年士兵，还有一部分是在本地招收的文化基础差一些的青年学生。所内讲授科目：军官队学科有骑兵简要教程和骑兵典范令，术科有马术和野外教练；军士队学科有骑兵典范令，术科与军官队同。1929年6月毕业，举办一期，共培养军官320名，军士630名。毕业后，军官队学员分发到各骑兵团充任准尉特务长，少、中、上尉排长，个别成绩的突出的直接充任少校连长；军士队学员少数分配到各骑兵连充任准尉特务长，少、中尉排长，多数任各骑兵连的上、中、下士等基层干部。由赵承绶一手训练出来的这批骑兵干部逐步被配备到复杂的杂牌骑兵中，通过他们，赵承绶及时地了解各骑兵部队的动态和具体情况，防范于未然，因此编遣任务得以顺利完成，从而初步奠定了晋绥军骑兵统一的基础。 　　与此同时，赵承绶从阎锡山规定的“不出事，编的越小越好”的原则，采取“培养基层、轮训中层、调配上层的办法，经两次并编，把这些骑兵缩编为4个旅12个团。”经过整顿、并编、教练， 晋军骑兵规模初步形成。晋军之正式有骑兵序列由此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承绶对于晋军骑兵起了奠基的作用。赵承绶本人也因此进一步得到阎锡山的信任和重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晋军骑兵虽几经变动，扩编、缩编、整顿，但骑兵司令却一直为赵氏所任，“承绶统领晋绥骑兵长达十年之久。” 　　接管骑兵之后不久，1929年2月，赵承绶开始兼任第三集团军特别党部监察委员；同年11月，又任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统帅绥北各军。1929年，阎锡山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再次扩军。赵承绶所属的骑兵扩编为四个师，所委任的四个师长都是赵的亲信。1930年夏，中原战起，赵承绶所属骑兵随晋绥军参加陇海线作战，归徐永昌指挥节制。9 月，奉军入关，反蒋军溃败，赵承绶率部退回雁北、绥远一带整顿。晋军整编，赵承绶仍任骑兵司令，驻节大同。同时兼任平绥护路司令、大同警备司令、剿匪司令等职。 　　土匪军阀孙殿英，自盗挖清东陵慈禧墓葬后，受到多方责难，不知所从，不得已投靠了占有华北五省市主要地盘的阎锡山。孙虽名义上投了阎，但仍很不安分，时时想着东山再起，令阎十分头痛。为稳定山西省境，遂怂恿其向西北发展，逼迫孙殿英离开山西。待孙进攻宁夏失败后，阎锡山决定派兵解决孙部，以绝后患。赵承绶奉命拦截孙部。据他本人回忆：当时，“孙殿英正处于被马鸿逵消灭的危险境地，赵承绶派骑兵第三旅吕汝骥部把孙从石咀子以南接应过来，于是孙的残部也得以安全渡过黄河，逃出马鸿逵的势力范围。”“赵承绶一方面把孙部接应下来，另方面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三部早已在三盛公地区布成防线，阻止孙部再向后撤，傅、赵、王早已秘密商好解决孙殿英的办法。”“孙殿英退过黄河以后，狼狈不堪，兵无粮，马无草，完全陷于困境。某日赵承绶以电话告孙说：‘傅主席已经到五原，请你立刻来五原开会，共商善后办法。我也在五原等你，请你务必立刻就来。’”孙对此毫不怀疑，径直前往五原。赵承绶遂会同傅作义等按原定部署，向孙殿英出示事先拟好的阎锡山电文，内容大意是：“殿英未遵照中央命令去青海，反而攻击宁夏，蒋先生大为不满。殿英失败后，善后很难处理，也不好向蒋交待，希望速亲到太原商讨善后办法。”孙殿英自感穷途末路，只好答应亲去太原。随后，赵承绶交等又派专人送孙殿英到太原，实际上等于是押解交给阎锡山处理。孙殿英离开后，赵承绶与傅作义同驻五原，专门处理孙部的改编事宜。这时，阎锡山指示赵、傅：不许给孙部留一枝枪，一颗子弹，一匹骡马。毫无出路的孙殿英所部不得接受改编：按序列先后开过山西军队第一道防线时被收缴全部长枪，到第二道防线时收缴全部马匹，第三道防线尽上所有残留的武器、骡马以及手枪等。除刘月亭、卢丰年两部编为两个旅外，其余散编于晋军各部队，赵承绶部“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仅满员，而且每个班都有备补兵几人。孙殿英到太原后，方知上当，无奈事情已不可挽回，在蛰居晋祠一个时期之后，只身赴北京，投了宋哲元。孙殿英后来提及此事，曾不无感慨地说：“万没想到我攻宁夏失败，竟叫几个小孩子（指赵承绶、傅作义等）就给收拾了。” 　　1932年，赵在绥远剿匪，收编了土匪苏玉生手下的一个团。但不久，赵得知该团军纪很差，群众反映极坏，并图谋哗变，便以果决手段收缴了全团的枪械。宣称发钱遣散回家，把全团官兵五六百人，装进五节铁皮车厢中，之后全部枪毙在乎绥铁路丰镇至包头的沿线各站。四方闻风肃堪，一段时期，绥省股匪为之敛迹。 　　抗日战争前，赵以六七万元支援家乡槐阴村建设。主要项目是：在原有基础上扩建了一所规模不小的两级小学，购置图书仪器，出高薪聘任有办学经验的校长和优秀教师；贫寒学生免费上学，学习成绩优良者有奖学金，修建了"承志"医院，村人免费就医，强令村人吸鸦片烟者戒烟，组织供销社，设立纺织厂，提倡植树种棉，从外地引进苹果树苗，免费发给，每株另给奖励金一元；修溶水渠，打自流水井一眼，源泉至今不息。赵援助家乡的建设工程直到抗战开始，尚未全部竣工。他修建的校舍，解放后除槐阴本村学校占用部分外，五台县办了一所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