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临河区隆胜镇星光一队。这是一个清静优雅的村庄，沙丘林立，田野纵横，环河绕树，景色秀丽，永济渠（二黄河的分支，当地人叫嘎毛河）穿村而过。每到夏季，我和村里的小伙伴在掏苦菜的时候总要脱光衣服下河摸鱼，那时能吃一顿炖鱼对我而言已是天赐的福气了，另外能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能穿一双皮鞋，因为在我长到十来岁的时候，一直穿着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真正让我对皮鞋感兴趣还是跟父亲在临一中开始的，父亲曾是临一中的教师，管理着一望无际的柿子地，我经常跟着父亲在柿子地里窜来窜去，偶尔也跟父亲到食堂吃我从未吃过的饭，到剧院看我从未看过的戏，虽然我并不记得戏里的内容，但总觉得很有意义。父亲每次为我准备的大黄梨，至今都记忆犹新。大黄梨的颜色黄里带着青，浑身散发着令人垂涎欲滴的味道，咬一口，满嘴都是汁，香喷喷、脆酥酥、甜丝丝的，以至在吃完梨好多天之后，梨的味道总在嘴里莹绕，让人回味无穷。不象现在的梨，品种多了，味道没了，吃起来跟蔓莆似的，令人乏味。

我常常爬在父亲办公室的窗台边，透过窗玻璃看马路上飞速行驶的汽车，看操场上做操的学生，最吸引我的就是那些穿着“捆带带”白茬皮鞋的学生，惹得我在梦中穿着这种皮鞋到处乱跑。

记得有一次，是父亲没有穿皮鞋的那次，我悄悄找来父亲的皮鞋，用棉花把剩余的空隙填满，然后在村子里美美转了一圈，直到掌灯时分才意犹未尽地偷偷回到家里，悄悄换了鞋却忘记将里面的棉花掏出来，直到第二天父亲起来穿鞋时怎么也穿不进去，才发现了鞋里的棉花，但并未过分地责备我。

那时想穿一双象样的鞋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当时是大集体，父亲每月40多元的工资养活着大小七口人，爷爷、奶奶年事已高，早已不能劳动了，我们家算得上是村子里的特困户，每年都有还不清的饥茺打不完的债。每到寒暑两假之际，父亲就把一个木头制的小凳夹在车梁上送我到丹达乡永清七队姥爷家，在那里我将度过漫长的假期生活。姥爷是出了名的棋迷与四姥爷住在一起。我无聊的时候就爬在棋盘旁看长辈们下棋，随着棋子的慢慢减少，姥爷喜笑颜开时还时不时地逗我几句，哄我开心。而有时却眉头拧在一起，脸色恼得怕人，擅抖着手抓紧棋子半天不出棋，而他的对手姓温的姥爷此刻安逸地眯着眼，边用手摸着我的头，边哼哼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懂的曲子。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我也有好奇的时候，尤其当我亲眼看到姓温的姥爷跳下地，低着头，背着手说，再也不和姥爷下棋了，气冲冲地离开时，姥爷同样不耐烦的说，走哇，走哇，再也不要来了，臭棋。我心想，这下完了，我再也看不到两位长辈下棋了。我担心地问大妗，温姥爷真得再也不来了吗？。大妗却笑着说：“大炮也轰不走”。果然，次日的早晨，当我从大舅家出来到了姥爷的住处时，两位姥爷早已摆开了阵势，正下得起劲。好象昨天的话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

每年我都在姥爷家过年，直到正月里，父亲才和大姨夫等人从星光一队穿过二十一团的树林，顺着渠坡到姥爷家给长辈们拜年并接我回家。那时，父亲和大姨夫都是酒场上的高手，喝得昏天黑地，熏熏带醉。父亲每当喝醉酒的时候，就开始讲述他不知讲了多少遍的心事，他向所有人述说自己欠着饥茺，上有两个老人，下有五个孩子，自己只挣40来块钱，我当时很奇怪，尽管父亲讲得悲痛欲绝，却从未流过一滴眼泪。关于父亲的眼泪，我真正经历过三次。第一次是听奶奶讲的，奶奶说，我小时候患过一场非常严重的疾病，父母亲将我送到当时的星光医院时，大夫让赶紧到大城市治疗，就在母亲抱着我匆匆踏上去往包头列车的那个晚上，父亲很晚才从外面回来，一进门抱着姐姐和二弟放声痛哭,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上来，这哭声中充满了对我的担心和为我我送行。第二次是我亲眼经历的，那是在我敬爱的爷爷闭眼离，撤手人间的灵前，父亲长跪着任凭眼泪冲洗着他的整个脸庞，内心的悲痛使父亲发出震憾我心灵的哭声；第三次是姑舅培义不幸遇难后，父亲的大姑面前的眼泪。

那扇紧闭了很久，让我等得心力憔悴的电梯门终于打开了，直躺在直板车上的父亲在几个穿着白色大褂、戴着青色口罩的医生的簇拥下从电梯口急促而来，他双眼紧闭，脸色铁青，紧咬着牙关浑身哆嗦着，我赶忙迎上去帮着将父亲推进病房。静静地守护在父亲身旁，此刻，我蓦然发现父亲清瘦了许多，也苍老了许多，不知何时，几缕银发悄悄布满了父亲的两鬓，父亲仍然在昏迷沉睡中，看上去好象永远都睡不醒，他的腹部多了两根引流管，仍有星星滴滴的浓从体内排出来。

在医院里见父亲，屈指数来这是第二次，第一次还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因作兰胃炎手术住进了那时的长胜医院，出院后回到家中的父亲，披着皮袄坐在我家门前的沙滩上，久久沉思着不肯回家。当时我很小，根本不懂得父亲的心思，我们姐弟几个默契地站在父亲的身边，沉沉地陪着父亲，久久地不说话。这时，父亲就伸出手来让我们拉着他回家。那是一双几乎和周围的物体一样冰冷的手，握住父亲的手能立刻感到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气直往皮肤里钻。我们姐弟几个就轮流握着父亲冰冷的手，直到有了温暧，直到感觉不到冷才慢慢松开。

其实父亲并不是沉默寡言、性情古怪的人，相反的，父亲是一个开朗丰趣、谈笑风声的人，记得父亲在临河一中当教师时，领着我到同事家串门，父亲的话逗得我捧腹大笑，父亲的一个同事（我已忘记了姓名）就住在一中后面的宿舍内，这天晚上，父亲领我去串门时，这位同事向父亲讲述老婆如何与自己吵架，他一怒之下如何将家俱全部砸烂，妻子就跑了。父亲幽默滑稽的语言、眉飞色舞的解劝让同事的脸上泛起微开的笑容，在父亲领着我从同事家出来的路上很严肃地对我说，以后不许我那样毫无遮掩地放声大笑，让别人看到了以为我是傻瓜，父亲的神色相当严厉、庄重，我本想争辩几句，怕父亲生气就没有说话。从此在公众场所再也没那样放声大笑过。

父亲的脑海里还有无穷无尽的故事，至今我还能清晰地记得父亲给我们讲过的“四兄弟闯江湖”的故事，（本来是三兄弟，但母亲说父亲有四个儿子，所以父亲又编了一兄弟）。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我们全家围坐在坑上的煤油灯下，母亲拿着针线纳着鞋底，我们姐弟几个横躺竖卧爬在盘腿而坐的父亲身边，缠着父亲讲城里的新鲜事，听得意犹未尽时就让父亲给我们讲故事。父亲也不谦虚，张口就来，那宛若春风般的嗓音和笑声顿时回荡在整个房间，让我们感受到幸福、温暖，我们觉得是世界上最享福的人。

父亲每年回家的次数并不多，但每回家一次，我们感觉就象在过年。当我背着书包从五里以外的学校疲惫不堪的回到家时；当我挎着萝头从茺郊野外满满地提着一篮子苦菜回到家时，只要一看到那辆天地下、人世间我最熟悉的自行车，一股无形的力量一下子冲入我的头脑，涌遍我的全身，我会忘情地大喊一声：“爸爸回来了”，然后便扔掉萝筐飞也似的跑进屋，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总是微笑着挨个儿摸一下我们几个的脑袋问我们有没有惹母亲生气，有时还给我们吃糖。我总是嘴馋，刚分到的糖转眼就吃完了，不象姐姐二弟把糖存放起来，每天有计划的吃。我实在馋得不行，就有光廉纸本或洋火枪什么的换二弟的糖吃。

父亲脾气不好，惹怒了父亲是必然要挨打的。父亲打我们很特别，别处不打就打后脑勺，为此，母亲常常和父亲吵架，怕打后脑勺打坏我们的脑子。在所有的姐弟当中，我既是父亲最疼爱的儿子，也是挨打最多的。小时候，我总是不省事，偷队里的西瓜，打邻居小孩，上课逃学，骑着父亲的自行车驮着二弟去临河，领着同学到公社玩。父亲知道了就毫不客气地凑我一顿，但也有为我的做法感到自豪的时候。比如，我领着四兄弟打比我大出四、五岁的大孩子，对方的家长找上门，我不敢回家，就让二弟将我藏在柜子里，怕出不上气，还故意让二弟留一个小孔。

面对找上门的家长，父亲总是摆出一副相当大度的样子，尽量与对方说和，背地里夸我们兄弟很团结，让我们尽量不要和别人打架，但也不能受别人的气。所以村子里没人敢欺负我们。

     是父亲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也是父亲为我们铺下了一条无量前途的道路。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已经从临河一中调到了长胜公社，并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悄悄地解决了我们的农转非户口。从农村人一下子变成了城市人，这是我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我们将星光一队的家搬到了翰管厂院内，当时正值秋收之季，母亲在高兴之余总在唠叨那几亩长势喜人的庄稼，丢了土地母亲总是想不通。我们所住的房子是翰管厂的宿舍，一间诺大的屋子里，除了一个大红三节柜外，就是厂子里用水泥制成的立柜，一家人挤在这间不足五十平米的房子里，心里却有着说不出来的高兴。直到第三年的夏天我们才搬进了公社分给的家属房。而当时，为了生计，母亲就到隔壁的骨胶厂上班，为所有的工人做饭，和母亲一同煮饭的还有王婶，是我同学王文忠的母亲，有一次，小弟因吃不上饭饿得当即昏了过去，急得我们团团转，母亲跑来抱起小弟就往医院跑。考虑到现实的生活问题，父亲将小弟的户口依然留在农村，让大姑家的莲姐顶替了小弟的户口。

     在我童年的生活中，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没有离开过父亲。父亲在一中的时候，总是领着我住在他的办公室，我每天跟着父亲照料着一望无际的柿子地，至今我还清析地记得父亲与一个开手扶拖拉机的人争开车的情景，父亲原本对开车很有举趣，但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却将这一爱好深埋心底。父亲到公社工作后，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只能在假期跟着父亲料理芹采地，和父亲到公社食堂吃饭，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下乡。在交流会期间，我跟着父亲在交流会场进进出出，到处乱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