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助手

中共“九大”期间，京剧《智取威虎山》作为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于会泳在开场白中肉麻地吹捧道：“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江青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

在抓样板戏方面，于会泳的确是江青的得力助手。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江青的意志，从不打折扣，连徐景贤也说从没有见过像于会泳那样忠诚于江青意志的人。于会泳在京剧方面也算是个内行，他搞起戏来废寝忘食，从修改文学剧本、设计唱腔，到舞台美术、舞台监督等，什么都要亲自上阵，还要当导演。江青对某一方面有指示的话，他都不遗余力地贯彻、落实。有一次为了落实江青的一个指示，他四处活动，竟然累倒在宾馆的走廊上。

样板戏《红灯记》

当上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

由于江青的提名，于会泳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讨论到文化部部长的人选时，周恩来本提议由原文化部长茅盾担任，但张春桥和江青不赞成。江青于是提名于会泳当文化部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赞成。这样，于会泳的提名就通过了。

于会泳当了部长后，表示要与文艺黑线统治下的文化部决裂。他不到文化部大楼办公，而是找了一个原东南亚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 他还专门请了在上海时期对他帮助很大的徐景贤去参观。徐景贤明知故问：“你这个部长是属于国务院的，你今后请示工作，是找周总理呢，还是找张副总理?”于会泳不假思索地回答：“找江青同志。”

电影《创业》

代江青受过

作为江青的亲信，也有跟不上“首长”的时候。于会泳当文化部长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创业》。电影拍好后送北京审查，文化部领导等都在文化部小放映间里审片，在座的还有《创业》的原创人员，如编剧张天民等。影片一结束，于会泳评价很高：“这是一部难得的好影片!”

过了几天，江青看《创业》了。她看了后大发雷霆，指责影片为刘少奇评功摆好，把原石油部的领导也作为刘少奇的干将一股脑儿地批进去了。江青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我看了生了一场大病。”于会泳顿时傻了眼，他只好把江青的十点意见记下来，命令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影片的编剧张天民不服气，写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影片后，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个批示下达的同时，也下达了毛泽东针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关反对经验主义的批示。

这件事让江青感到很没面子，她和张春桥把于会泳叫过去训斥了一顿。江青生气地说：“张天民告我的状，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的头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说的，要说有，只有其中一条是有我的一点内容……”

于会泳两头受气，但出于对江青的感恩，他也心甘情愿替江青受过。他硬着头皮给毛泽东写了检讨，将“十条意见”全揽在了自己身上，并在文化部机关传达毛泽东有关《创业》批示时，向公众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检查。

灭顶之灾

1976年，对于于会泳来说是一个难熬的年份。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已被抓捕，但是上海方面的徐景贤等人都不知道。10月7日，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了。10月7日深夜12时左右，徐景贤打电话给于会泳，问他北京有些什么动向。那两天里，于会泳连续向上海打电话，徐景贤也要秘书给他们打电话。于会泳说，“首长”找不到了。

1976年10月中旬，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于会泳被宣布隔离审查。在被隔离审查的半年多时间里，于会泳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当时对自己还是比较乐观的，似乎是这时候才开始重视了自己本来是个“音乐家、作曲家“的身份。这从1977年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时，对妻子说的安慰话就能看出来：”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但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称：马天水、于会泳、迟群等人是“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抢者”。这给于会泳以沉重打击，让他的精神接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