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我在海南出差，在回广州的三亚机场巧遇雪灾航班延误。焦急等待百无聊赖的我掏出了在海口买的书翻看。座位的灯光非常暗淡，不远处的2位老人中间正好有一个空座而且灯火辉煌。我就凑了过去刚坐下翻看了几页《隋唐考古》，右边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伯问我，是否从事文物工作的？在这样一个奇特的机缘下有幸认识了民族考古学家，云南民族大学首席教授汪宁生老先生和她夫人。我在等航班的几个小时内，跟他请教了很多历史、考古、民族方面的知识，汪宁生老先生不厌其烦的跟我讲解，拿出笔纸画考古挖掘图，指导我看那些专业书。汪宁生老先生委婉的劝我不要半路改行去从事考古工作，考古非常辛苦、清贫和寂寞的！出成果非常不容易，他们是搞了一辈子考古研究的。
　　汪宁生老先生回昆明后，给我寄了他的签名著作，正好我换了工作单位，著作又退回去了。几年间让我诚惶诚恐，一直惦记此事想去昆明看望他老人家，拿回他赠送给我的著作。今年初，我为了收集溆浦文化三贤—向达先生的事迹，又联系汪宁生老先生。好几次家中没人接电话，估计他们去世界各地旅游了？后来总算电话那头阿姨接了电话，得知汪宁生老先生前段日子生病住院了。岁月不饶人，的确80多岁的老人家了。

　　等了5年终于机会来了，我来到昆明出差。办事间隙的中午，我兴冲冲到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一个小山坡上的学校宿舍区，敲开了汪宁生老先生家门，老先生一句欢迎请进!顿时让我稍微放松点。房子很大，布置的很整洁干净。一进门就看到几个书柜堆满了很多历史、考古书籍。我在换鞋的时候瞄了下，还有很多英文著作。老先生带我进入他的工作间，迎面就看到了老先生发现的沧源崖画的彩照，墙壁上挂着顾颉刚、钱穆先生的字迹。今天我可是开眼界了！ 顾颉刚 、钱穆先生的著作看了不少，墨宝真迹还是第一次见到。阿姨也和蔼热情的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还给我倒了一杯冰冻葡萄汁。老先生和蔼就说，你刚才没来我都有点担心准备打电话给你了！我这才明白在电话里老先生要我坐出租车过来的用心良苦。在路口超市听营业员说，步行10多分钟就能到，没想到我走错了路又提着水果步行了20多分钟。

　　刚坐下聊了几句，我发现老先生精神有点疲倦也许是生病初愈，而且看到旁边放着一台呼吸机。阿姨跟5年前一样没有多少变化。我突然明白这次造访时间安排上有点唐突，中午老先生要午休呀。我提出拿回当年赠书就要离开！老先生挥挥手说，不急，刚来坐一会嘛！上次的书已经找不到了，你这次运气好，我这本书现在是增订本，修改了以前很多错误。《事物的起源—简明人类文化史》德.利普斯/著 汪宁生/译,我翻开散发油墨香的封面，里面签了老先生的名，还写了让我指正之类......让我非常窘迫！

　　我跟老先生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和整理溆浦地方文化的愿望，老先生谈起了跟向达老师交往的故事。当年向达老师被打成北大历史系第一号右派，很多师生都不敢理他。汪宁生老先生正好在北大历史系读书，多次跟向达老师请教云南民族历史、南诏国历史。谈到向达老师诞辰110周年，北大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的一些纪念活动。目前跟向达老师读书的学生，知道他事情的人都基本不在了，高徒闫文儒也去世多年。老先生答应我写一篇文章纪念向达老师。我正好有《向达学记》电子书，老先生高兴的要我传给他。我告诉他，向达老师的部分骨灰跟他哥嫂葬在一起，墓就在溆浦麻阳水三都河畔的小山坡，从湘黔铁路上能望到。汪宁生老先生兴奋的跟阿姨说，那我们肯定坐火车路过的！

　　我见聊了许久了，提出老先生午睡下，下次再来看望。阿姨马上说，整天在家随时可以睡的，再坐一会。我又聊到我个人发展的计划，为了以后从事文化整理研究有经济支持，特意在广州搞了一个买卖收藏品的小店。老先生还特意为我的壮举，题字勉励“发现民间遗存，大有可为！”老阿姨说，现在大家对文化越来越重视，对各种老东西喜欢收藏，真是好事情呀！欢迎我去西南各地走走收购一些工艺品。

　　我走到客厅，一看墙上挂着赵朴初先生的字，橱窗里摆了一些到世界各地讲学带回来纪念品。工艺品有美国、墨西哥、泰国、柬埔寨、挪威......正是抬头见大家，处处皆学问。我带了一些水果，阿姨让我提回去一些，一问才知道他们的小孩都在美国工作，一个还是我的同行从事计算机方面的。难怪屋子里静悄悄的，老人家又不愿意常住美国还是留恋奉献了一辈子的云南呀。好客的阿姨给我一对西昌彝族酒杯、把台湾民族博物馆馆长送给他们的精美文件袋也转赠给我。老先生和阿姨挽留我吃晚饭，初次拜访而且下午还有要去办事，只能告辞。老先生坐在椅子上跟我告别，看到他老人家雪白的头发，打扰他午休一个多小时，只能默默的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下次再找合适的时间去探望请教。

　　曾经有段时间我沉浸在人类学天地里，2005年在广西玉林书市翻看过《西南访古三十五年》，羡慕汪宁生老先生有机会踏遍西南边疆各地。向达老师当时在北大历史系是带研究生，并没有给本科生汪宁生老先生授过课，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跟右派老师交往需要莫大勇气的。汪宁生老先生当年是一个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敢作敢为的青年，所以之后发生的“交白卷”就不难理解了。

　　1954年，汪宁生老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考古学，从此确定了其今后的人生道路， 北京大学的学子生涯影响了他今后一生的为人与为学。受业于向达、邓广铭、苏秉琦、宿白、阎文儒、夏鼐、唐兰等史学、考古学大师。

　　1959年 ，汪宁生老先生大学毕业，留校任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秦汉考古”课助教。一年后 不满组织不尊重其学术旨趣安排其报考“隋唐史”研究生的行为，遂以“交白卷”方式表示无声之抗议，于是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所渭祸福相依，这一变故， 反而成就了他在中国乃至世界民族考古学、人类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从1 9 6 0年起，老先生即参加由全国人大统一领导的云南民族调查组， 到四川t茂汶、凉山、黔西北、滇东北调查，此时他对民族调查毫无兴趣，但这段经历却为他以后的一生与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3年 ，汪宁生老先生回到中央民族学院， 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汇聚了诸如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林耀华、闻宥、宋蜀华、马学良等民族研究领域的权威和著名学者， 汪宁生因无课可上，便借暇饱览国内外人类学著作， 并经常得到这些前辈学者的指点，不甘平庸、求知若渴的汪宁生吮吸着人类学养份，投身于民族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兴趣渐生渐浓：受顾颉刚《浪口村随笔》(1 9 6 3年改名 史学杂识 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影响，开始关注运用今日可见之民族志资料与中国古史之记载以及现今考古之发现进行类比—— 验证、进而揭示历史之本来面目的民族考古学方法的学习、探索，并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运用，为西南古史中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奉献了他的智慧。1964年底，汪宁生由中央民族学院调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工作，从此开始了他此后4O多年从未问断的民族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田野研究。1979年，汪宁生调入云南民族学院工作至今， 为云南民族学院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汪宁生老先生聪颖好学，思维敏捷， 眼光独到。一生研究涉及崖壁艺术、南诏大理国诸城址之考证、云南考古材料的综合整理(特别是对云南青铜器的考释和研究)、西南民族历史研究等领域，所著与作，始终坚持“务陈言之尽去，乃他人所未发”的原则，对顾颉刚先生的教导“搞东西总是要事先把材料搞全”、为社会“作真实之贡献”奉行不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态度在他一生的为人为学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在民族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独到见解， 奠定了他在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汪宁生一生著述颇丰，称之为“硕果累累”或“璀灿夺目”亦不为过。迄今为止， 己出版论文集4种、专著4种、译著1种、日记1种，发表论文数十篇(绝大部分刊载于今天我们孜孜以求的所谓“国家级刊物”上)。汪宁生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民族考古界素有“北宋南汪”之称。北宋是指民族考古学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首席顾问，古代造像专家宋兆麟先生，南汪就是汪宁生先生。两人都是北京大学毕业， 宋兆麟先生是汪宁生先生的学长和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