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云激 学者，云南

    2014年2月1日，是汪宁生老师驾鹤西去的日子。当第二天接到云南民族大学王东昕教授报丧电话的时候，我和家人正往四川旅游，听到这个沉重的消息，顿时没有了继续游玩的兴致，返滇赴追悼会的途中，一些往事不禁浮现于脑海之中。

    初识汪宁生老师还在二十二年前，那时我刚到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工作，对如何从事学术研究知之甚少，却又有极大的热情希望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时值汪老师到大理考察在博物馆举行座谈，我有幸恭陪末座，聆听了汪老师对大理研究的看法。面对大家的提问和请教，他的回答言简意赅，虽似信手拈来，但往往寥寥数语便能切中问题的要害，其丰厚的学养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此后，我便有意找了一些汪老师关于大理的文章来看。在他宽广的学术领域中，大理当然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但对于我这样的后辈学人而言，汪老师在南诏、大理国城址以及佛教等方面的研究，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方法上看，都是极具指导意义的。

    1998年，我考上云南民族学院民族学专业硕士，当时汪老师已荣休在家。虽以未能听汪老师讲课为遗憾，但幸运的是，经其弟子、我的大学同学孔令远引荐，我获得了时常向他请教的机会，而每次见面均可谓受益非浅。记得有一次到他家中拜访，谈及如何学习的问题，汪老师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鸭子不用教也会浮水，鸡怎么教也不会浮水。”弄得我一头雾水，不知其意所指。数日之后，我问他那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学习除了要有天分，还要自己努力，只靠老师的指导是远远不够的。汪老师听了我的解答哈哈大笑起来，说这话其实是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说的。纵观汪老师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无不充满求索创新之精神，他始终坚持“务陈言之尽去，乃他人所未发”的治学原则，强调理论方法与田野实践相结合，主张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对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创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汪老师学识渊博，其研究领域虽集中于考古学与人类学，然中西文化凡有可借鉴者，则均有所涉猎。一次，他邀请了一位挪威汉学家到云南民族学院访问，并作关于西方汉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的讲座，特意通知我参加。讲座之中，那位挪威学者在介绍北欧某国汉学研究的时候，竟然一时想不起该国主要汉学研究机构的情况。这时，只见汪老师插话说，该研究机构位于某某城市，有研究人员几何，研究成果集中于哪些方面，等等，如数家珍，让听者无不目瞪口呆。试想，一位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研究竟然比西方学者还要清楚，怎么能不让人钦佩。

    2000年，我开始着手准备硕士学位论文，根据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并结合自己的学术兴趣，最终确定了《民居与村落———白族聚居形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选题。当我兴冲冲地将论文提纲呈交给汪老师审阅的时候，不曾想却遭致了批评。他认为，这个提纲更像是一本书的构架，而就硕士论文而言，实在没有面面俱到的必要，针对提出的问题，用适当的材料和方法，将其讲清楚了就好。接着，汪老师还给我讲了他就读于北京大学时的往事，说他到某地考察古代遗址，见残垣断壁，乃有许多感慨，在调查报告中，就表达了一些“千秋遗迹斜阳里，到此方教感概生”的情绪，拿去给老师看，结果也被批评了一通。大学毕业后，汪老师“以治学为职业”，始终秉承科学严谨的态度，“做真实之贡献”，成为学界楷模。他为上海师范大学侯冲教授《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一书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当今之世，研究古代史者不能读古书，研究外国史者不必通外文，民族学者社会学者不知以科学方法作田野调查，举国皆然，云南为甚。彼等自无力掌握第一手资料，惟知揣摩时尚，选题务合潮流；广通声气，得‘道’必获多助；抄录前人论文中几条常用资料，摭拾翻译著作中若干时髦名词，拼凑成文，便得以广为印行。瓦釜雷鸣而黄钟毁弃，经过长期艰苦钻研之力作，却以无利可图不易面世。”对当前学界的一些虚浮之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此前汪老师与侯冲教授素不相识，给他写序，固然是对其成绩的肯定，但另一方面也有“且为学术扶正祛邪，昭示后来治学者以正确途径”的目的在。

    汪老师心性高洁，具有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治学处事未尝有随波逐流、诘曲媚俗之举。2006年，汪老师作为云南省专家休假团成员，到大理等地疗养，他不愿去风景点游览，打电话让我陪他去看博物馆。当时，我已从博物馆调至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工作，便借着机会约了赵怀仁教授、张锡禄教授向他请教有关民研所学术方向的问题。汪老师结合自身经历对我们说，学术研究不能盲目跟风，当上世纪六十年代有关民族源流与族属的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时，他自己却根据个人的学术兴趣，另辟蹊径，将目光和精力投入到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之中，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针对大理的情况，他认为民研所的科研工作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历史学方面加强对南诏、大理国的研究，人类学方面加强对白族的研究，并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他的意见和建议。他还说南诏、大理历史的研究要走向深入，就要加强专题的研究，如南诏、大理国的经济问题；而白族研究要取得突破，也需要进一步关注周边其他民族的情况。这些年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取得较快发展，与汪老师的关心和指导也是分不开的。

汪老师晚年，其志老而弥坚，其学老而弥笃，始终未停止过学术的工作。得知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套《大理丛书·金石篇》的图书，他打电话给我让帮忙购买。2013年2月24日，我将图书送至府上，见汪老师健谈如昔，身体尚可，心下亦不胜欢喜，未曾想却成为见汪老师的最后一面。我不曾正式拜入汪老师门下，但在向学的道路上一直得到汪老师的指点，算是他的私淑弟子，如今汪老师驾鹤西去，就再也没有机会向他请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