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人在“文革”十年中举世皆醉的时候，汪宁生先生却非常清醒，一直没有放松对学术的追求，始终在云南进行认真踏实的学术调查、研究和写作，这也是他在文革结束后，当别人还没有完全进入科研状态，而他一出手就拿出一系列重头文章的原因。他在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学都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公认为汪先生以研究精深、见解新颖而见长，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是汪宁生先生长期以来高度关注并且一直着力研究的领域。当笔者1980年代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云南古代铜鼓时，最早接触到汪先生的论文，是一篇《试论中国古代铜鼓》，发表于1978年的《考古学报》，这是我国第一篇跨省界、对众多中国古代铜鼓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汪先生所分的A、B、C、D、E数式，对铜鼓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后产生了很多分法，但都是汪先生这种分法的延伸和变种。曾看到80年代中期越南学者写的一个材料，当时两国的关系很紧张，在铜鼓研究上互相“掐架”。对中国学者在铜鼓学方面的成绩，越南学者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唯独对汪先生的此文表示了尊重，可见此文的影响之大。又例如《佤族铜鼓》一文，汪先生调查于1965年，是中国民间活着铜鼓的最早调查之一，笔者1991年再到佤山，当地铜鼓完全消失，再调查而不可得，才感到汪先生的调查之珍贵！以后汪先生关于铜鼓的主要成果已体现在《铜鼓与南方民族》一书中。其他，对晋宁石寨山文化和云南青铜器的一系列研究，以及由此反映的古代民族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这是继冯汉骥先生之后，研究云南青铜文化的力作，其中，“石寨山文化”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为汪先生首倡。其考证之精微，论断之准确是学术界公认的，发表30多年来，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已成为云南青铜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汪先生还以实地考察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研究中国西南的古代文物，例如，《南诏几个城址的考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是先生在1962年发表的早期文章，但调查和研究工作都做得十分扎实。据笔者所知，以后凡涉及这个问题的论著，几乎全是照单采用汪先生的材料和观点，只是有一些细节上的补充罢了。可见先生对问题研究之深入透彻。另外，《南诏中兴二年画卷的考释》也是迄今关于该画卷研究最精深的一篇文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收入汪先生的《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中。另外，汪先生的《云南考古》一书，初版发表于1980年，内容极为简练而见解不凡，被学界誉为“不淹没前人而又超过前人”，是30多年来云南考古学领域最好的入门书。

2.以民族调查来研究古代重大学术问题，也是汪宁生先生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这种方法在1960年代马曜先生的《从西双版纳看西周》中已有高水平的发挥，汪先生则不断找到新的研究视角，比如，中国西北的仰韶文化，经过长期的中国学术界鼎力研究，已是一个十分成熟的领域，一般认为很难再有新问题发现了。但经过汪先生从民族学的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后（《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研究》），却推翻了过去的成见，新的结论得到考古界的赞同和佩服。《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是根据西南少数民族有关习俗做出的新解释。《西双版纳制陶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在2003年《考古学报》上发表，是这个领域田野考察最深入，视野最为宏大的论文，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笔者亦多次调查傣族制陶，对汪先生此文功力之深惊叹不已。其他，《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八卦起源》、《阴阳观念起源》《耒耜新考》等都是以民族学材料解释历史学或考古学上的重大问题，其学术价值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这一类研究，在汪先生的工作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已成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奠基之作，收集于汪先生的《民族考古学论集》和《古俗新研》等著作中。

3.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汪宁生先生也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易洛魁人的今昔》是云南学术界对美洲进行的第一次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研究，作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对影响重大的摩尔根原始社会发展模式提出了不同意见。另外，还有一些是以调查报告发表的成果，但也做得十分深入，例如《记滇西北几个喇嘛寺》就属于这一类的文章，滇西北最重要的松赞林寺的历史和早期材料，几乎完全要靠汪先生的这篇文章才能复原了。另外，关于《他鲁人的婚姻形态》、《利米人的婚姻形态》都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佳作。而《佤山汉族矿工族群认同的改变》则提供了罕见的“最先进的”汉族最终变为“最落后的”佤族的例子，是对民族学理论的新的丰富和补充。这方面的成果收于《文化人类学论集》中。

4.云南及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汪宁生先生也做出了杰出的成绩，这是笔者从自己专业角度要着重提出来的。例如，汪先生以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相结合，深入分析写出《从考古材料看云南冶金业早期历史》，发表于1963年，这是云南冶金史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基本结论至今仍然是站得住的。《阿昌族的铁器制作》一文，写作于1973年，但至今仍然是这个专题最好的一篇论文，以笔者后来的调查看，若不是汪先生记录了当时制铁的技术状况，以及阿昌语对打刀的各种发音，以后的研究将很难深入推进。《从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更是一篇从科技计量的角度触及早期人类社会基本问题的不朽之作。关于远古时期云南的稻谷栽培、云南少数民族养马业的研究等，可以说是云南最早而又高水平的少数民族科技史论文。因此，汪先生生前曾数次赴南宁、西昌等地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系列会议，推动了这个领域的开展。

5.沧源崖画的发现和研究，这是汪先生的一部崖画学重要著作，在中国是比较早的一部，但其他学者过去只是从民俗的角度研究崖画，而汪宁生先生则是中国第一个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崖画的学者，一直代表中国学术界研究崖画的水平，该书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创性成果。在我所毕业的研究崖画保护的几位研究生，无不以此书作为这个领域治学的重要指南。

通读汪先生的著作，尽管成果十分丰厚，堪称著作等身，先生却做到没有重复的内容和文字！每一篇文章都有新的角度和看法，很多文章已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水平极高，这不仅体现了作者的一种严谨，也是作者的一种学术境界。汪先生曾说，他置于案头的话是“务陈言之尽去，乃他人所未发”，先生确实达到了这一境界，不能不让我们对汪先生表示十分的钦佩。

汪宁生先生是云南学术界的骄傲。对笔者而言，这么多年来，或在北京，或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常常会遇到介绍云南学术的情况，这时，我总是把汪先生作为云南学界的第1位代表推出，与其他省相比云南的学术地位时，也总是首先要抬出汪先生他老人家。原因很简单，提到汪先生，学术界同仁都知道，读过汪先生文章的学者，没有不表示尊重和佩服的，从而对虽然远在边疆的云南学术界也不敢轻看了！

我个人与汪先生交往始于1988年，先生对我以科技手段研究云南青铜器表示大力支持，送我《云南考古》等很多学术资料，1990年回到云南，常常向汪先生请益。2001年我离开云南到北京时，他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国际冶金史英文资料全部提供给我，对我帮助很大。他是一位纯然的学者，常常告诉青年人一些治学的门径以及国际学术动态，汪先生写作的《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一书备受青年学子的喜爱。汪先生坚持学术的严谨性，对学术界出现的“新苗子”由衷的高兴，而对假冒伪劣和官僚的东西不断渗入云南学术界表示痛恨，在他的心目中，学术应是纯粹的、至上的，这是他崇高的学术追求所反映出来的立场和态度。虽然今天世风日下，影响到学术界，但当我们想到汪先生，感到毕竟云南学术界还有一位汪先生，一位坚守学术精神的前辈，让我们心里有一丝丝的暖意。如今，汪先生已遽归道山，令人感到深深的悲痛，但我相信，先生的事业是不朽的！

                                   2014年 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