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一生真是很辛苦的，解放前做地下工作很少睡一个整觉。白天要到学校上课，下了课要去送情报，夜里还要为我父亲放哨。她先是在私立滨海小学教书，后来又转到离家比较近的私立海光小学(在今襄阳南路)。我们住在法租界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一幢旧式楼房的二楼，楼下的租客设了一个“一贯道”(反动邪教)道坛，父亲说，这反而有好处，来往人很多，且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便于掩护，查户口的来了，以为这道坛是我们家开的，会更安全些。我父亲在山东老家实际上是被通缉在册的，幸亏当时没有互联网，所以上海这边并不知道。他一般是晚上收发电报，白天“买汰烧”的家务活也是由他来做的。父亲和邻居的关系很好，人家有什么困难，他都尽力想办法帮助解决。但是邻居们背后还是议论他是靠女人养活的，说他们夫妻俩真是倒过来了。

　　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住在二楼，父亲的电台在三楼的阁楼上，我们小孩是不能上去的，否则会被父亲责怪。母亲还叮嘱我们，若同学问起父亲的职业，就说是入股开米店的;放学后要早回家，尽量别带同学到家里来玩。这是我们从小定下的规矩。晚上做完功课，母亲就让我们马上睡觉。有时候半夜起夜，我看到母亲坐在窗口，微微掀起窗帘的一角往外看。晚上窗户上挂了两层窗帘，内层是厚厚的黑布，外层是普通的窗帘，白天只剩下外面的那层，里层不知被母亲藏到哪里去了。后来才知道是为了遮光用的，不让外面看到房里的光亮。我还发现，母亲睡觉时是穿戴整齐不脱衣服的，也不盖被子，只盖个小毯子。因为一有情况随时要准备应付，如果特务来查房，她可以说等她穿好衣服再开门，这样可以为父亲争取些时间。起床后她再把衣服熨平，免得被人看到衣服上的褶皱会起疑。当然，这些都是我事后才知道的，当时父母的工作对我们完全是保密的。母亲在床边还放了一根木棍，如果有情况就站在床上用木棍捅天花板，通知父亲。这根木棍也不许我们拿来玩。

　　1949年3月17日那天，特务冲进来之前，母亲想办法拖延了些时间，父亲用最快的速度拆毁了机器，毁掉了文件，并从天窗上逃了出去。特务搜查不到，“啪啪”打了我母亲两个耳光，问我父亲在哪里。母亲说，我们感情不好，不知道。我们住的这一片都是连排房子，父亲爬到另一户人家的阳台上，用席子把自己裹起来。可惜还是被狡猾的特务搜到了。后来母亲说，特务之所以会查到，因为那段时间发报太频繁了，临解放前夕，电报天天来，工作停不下来。

　　父亲牺牲时38岁，母亲才36岁，但她一直没有改嫁，主要是为了我们子女着想。解放初期，我们的生活还是很拮据的。天天吃酱油拌干面条，有时候连酱油都买不起，只好用盐来拌着吃。几次发抚恤金，母亲都没有要。她对我们说，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当时上海还通货膨胀，共产党员干革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民，所以才能牺牲自己的一切，革命时期是这样，和平时代也应如此。我们应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怎么还能要国家的钱?其实，张承宗(原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在母亲一出狱就送来30元钱，母亲收下了，但她并没有用这笔钱来改善生活。原来，国民党来抄家，把住在我们楼下道坛的老太的包金(镀金)戒指和手镯等首饰抄走了，我母亲对她说，你放心，我以后会赔给你的。拿到这30元钱后，母亲悄悄地到淮海路上的老凤祥金店买了个真金的戒指给了老太。这笔钱母亲并没有让我们知道，后来还是张承宗的儿子告诉我的。我问母亲：她丢的是包金的，你为什么要还她个真金的?我母亲说：虽然那些首饰并不贵重，但这可能就是她一辈子最值钱的宝贝了，你要站在群众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可母亲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当时的生活困难，她就是这样先人后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