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慧如与学生们在一起

　　1954年她担任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还兼了五所小学联合党支部的书记。我母亲对孩子很好，她说：“我爱每一个孩子。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只是功夫要下到家。”她教过的每个孩子都喜欢她，有的学生从国外回来总不忘来看望她。解放前母亲被捕入狱，还有家长跑来问母亲的校长，韩先生还来不来?不来我们孩子就退学了。许多年轻老师遇到哪怕是生活问题也常常找她倾诉，所以她领导的教师队伍非常团结。上级领导对她的工作也非常肯定，“文革”前她是历届上海市人代会代表。

　　“反右”时，她顶住压力，坚持不冤枉好人，在她手里没有打过一个“右派分子”。她说，我是烈士的妻子，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顶多我这个校长不当了。没想到“文革”开始了，造反派竟污蔑我父母是叛徒特务，说他们在被捕后立刻投降了，我父亲没有死，已跟着敌人逃到台湾去了，现正在台湾为敌人服务呢，我母亲亲自辨认出来的他的遗体是为了掩盖罪行捏造出来的，说我母亲接受了敌人的任务潜伏在大陆，偷偷和我在台湾的父亲联系，把情报送给国民党。母亲又一次进了监狱，一关就是两年半，在牢房里过了三个春节，饱受批斗，身心被严重摧残，还不许我们子女去探视，但她坚信党组织有一天会把一切都搞清楚的。牢房很小，迈不开步，她就用原地踏步的方式坚持锻炼身体，还对着牢房的小窗口背诵毛主席诗词语录，以锻炼记忆力。其间，有一个外调人员来调查另一个老同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况，要我母亲提供材料。母亲说：“我可以证明他是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同志，叫我陷害他我做不到。”外调人员说：“你这么顽固，还想不想出去了?”母亲说：“共产党员要说老实话，你们都已经给他定了性了，还找我说什么。”那人急了，一巴掌打到我母亲脖子上，把一个脓包打破了，脓血流了她一背。

　　母亲从监狱里放出来后，又在学校被监督劳动四年半，担负了学校里除了门卫以外的其他勤杂工作，包括洗厕所、烧开水、清扫教室和操场等等，直到1975年退休(后来落实政策，改为离休)。过度的辛劳使她得了冠心病。那时我在航天工业部也受牵连，不给我分配工作做，贴了我的“大字报”，还立了专案组审查我。

　　粉碎“四人帮”后，我母亲获得了平反，但她的大姐韩慧英(陈为人烈士的夫人)和妹夫杨英杰(原湖南省副省长)却被迫害致死。

　　母亲晚年不断应各单位邀请，去给年轻一代宣讲革命烈士的事迹，还常去少年宫参加少先队活动。她的晚年生活是幸福而安详的。

　　　母亲的遗愿就是把遗体捐献给国家做医学研究。她说她几次生病花了国家很多钱，很过意不去，这样也许可以作为补偿。母亲他们那一代共产党员就是这样，平凡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