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冬，刚从“抗大”毕业的刘自强（刘景晏曾用名），一身土布棉军装，背着背包，走在延安通往甘谷驿的土路上。那年，他21岁。

     80里的路程，要走多半天。

刘自强哼唱着毕业前刚学会的由凯丰作词、吕骥谱曲的《抗大校歌》，大步流星地迈着步子。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歌声惊起路旁树上的寒鸦，也引得坡间捡拾柴草的老汉驻足观望。

     整整8个多月的抗大生活，使这个革命青年迅速成熟起来、成长起来。刘自强刚入“抗大”时，“抗大”的全称还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不久，该校随中央机关由瓦窑堡迁至延安，才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对办学十分重视，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并规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抗大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治学严谨，要求严格，学习内容丰富、实用，加之上下精神振奋，内部团结和谐，日常生活紧张、多彩且富有激情。

刘自强热爱学习、喜欢动脑子想问题，入学不久，军事二队的学员一致推选他担任俱乐部主任，业余时间他组织大家学文化、做游戏、讲故事、打篮球、开展战地包扎救治，把个军事二队搞得热火朝天、风声水起。惹得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训练部长刘亚楼有事没事都喜欢往军事二队跑，还号召其他各队向军事二队学习，大力活跃业余生活，全面提高军人素质。

    刘自强是山西赵城人。1916丙辰年出生时，父亲已在不久前去世了，他属龙，是遗腹子。母亲张氏管他叫“石蛋儿”，为的是好养活，母子相依为命，家境十分困难。

张氏虽然裹小脚、没文化，但深明大义，还认准了一条死理：儿子要出息，必须读书认字上学堂。她省吃俭用，变卖陪嫁和不多的积蓄，硬是让6岁的儿子进了刘家垣镇有名的“翰林堂”私塾，拜师后，私塾先生、前清举人刘进槐给“石蛋儿”起了大名：刘自强，旨在鞭策、激励这个学童，“不求不靠，自发图强”。

小自强聪明、伶俐，与别的孩子不同之处，在于他还十分具有定力。自强学习努力、专注，成绩经常名列榜首，他没有辜负寡母和先生的希望，5年之后，顺利考入了临汾国民中学，毕业后，又以高分考上了全公费的陕西省省立医药训练班。

这个医训班，由陕西省政府开办，实际有着国际教会的背景。每期仅招收25名学员，完全按照西式医学设置课程，依托西安广仁医院开展教学，经费充足，师资雄厚，教学、实习可同时双线展开。

四年中，刘自强的解剖学、内科学、外科学、微生物学、药理学、药剂学等二十余门课程，几乎全都是A，还打下了拉丁文和英文良好的基础。他平时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津贴，除了买书就是寄给母亲补贴家用。

一个偶然机会，刘自强结识了陕西著名老中医孙汉诚先生。孙先生据说是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后代，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尤善接骨和医治创伤。孙先生在接触中，感到自强是可塑之材，亲自指导自强学习《千金药方》、《千金翼方》等医药古籍，还将多年行医的经验、感受和广为收集的偏方秘方一并传授给他。

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强占我国东北烧杀捋掠的暴行，激起了国人的愤慨。刘自强在医训班学习时，积极阅读革命书刊，接受进步思想，立志献身于改造黑暗社会、解放劳苦大众的伟大斗争，并参加了陕西省医药界救亡运动联合会、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等进步组织。1935年10月毕业后，在西安广仁医院工作一年。1936年12月，他怀着投身革命的满腔热情，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南汉宸介绍，携笔从戎，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当兵后，年青人的浪漫和理想使刘自强希望金戈铁马、冲锋陷阵，他对机枪、火炮的机械原理和操作规程犹感兴趣。

无奈，一次不大的战斗后，领导发现他具有熟练的医疗救治技术，并得知他经过正规的医药知识训练，立即将他调往卫生队。开始他死活不去，觉得打日本就得真刀真枪的在前线血拼，到后方当医生，岂不白穿军装当红军了。

基层领导给他做思想工作，无奈红军干部老大粗、文化低，根本讲不通刘自强，最后只好把眼一瞪，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来了一句“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由此，开始了刘自强终身与医结缘的人生传奇经历。

几十年后，耄耋之年的刘景晏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红军团长对他讲过的一句话，“医生是红军里的金疙瘩，十挺机枪都不能换！”

     就在抗大毕业前，刘自强认为又一次机会到了，连续写了三份报告，要求直接上抗日前线，与日军刀枪相见、决战决胜。可分配命令却是十分明确，去“二兵站医院”报到。

还有什么可说的？难不成再让抗大领导拍一次桌子！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第二天，刘自强揣着介绍信，离开抗大，去往二兵站医院驻地——甘谷驿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