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谷声声
布谷声声 章洁思
“布谷鸟，我还能活多长时间？”
这是苏联时代人们的一种习惯问话。战争时期，俄罗斯的士兵把芬兰的狙击手称为“布谷鸟”，因为狙击手决定生命的时间，故有此问。
当我读到这段话时，我的心灵，忽然感到颤动。因为，我从来没有把布谷鸟和生命的时间联在一起。而布谷鸟的啼声，对于我是那么地熟悉，它从我的童年，就已闯入我的生活。
一
那是我七岁的天空。天天拂晓，布谷鸟的啼鸣，把我从梦中唤醒。
怀着满心的欢喜，无忧无虑的我，开始了幸福的每一天。
我疯跑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爬到江边高高的堡垒上眺望白帆，在盛开的金银花架下吮吸香甜的花蜜，在骄阳似火的午后捉知了捉苍蝇，……我是那样地忙碌，仿佛要把一生的快乐都在这个时刻释放！
只在中午极短的时间见到父亲。有时，天气太热，父亲可以躺下小憩一会儿，这时，他会让我躺在他的身边，用他的大手轻轻覆在我的眼上，一边说：“睡吧，跟爸爸一起睡会儿吧！”可，心像脱缰野马的我，一听父亲发出鼾声，立即蹑手蹑脚起身，拿着早就准备好的竹竿飞奔而出。
我毕竟年幼，只知沉醉在大自然的馈赠之中，全然不知父亲从他供职多年的复旦大学，奉调来到这个陌生的学校，工作有多难，压力有多重，责任有多大。
那一摞摞笔记本，那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见证着当年工作的辛劳及忧心。
那一张张陈旧发黄的照片，定格着当年的活动及奔忙。
曾经有朋友指着那张父亲执旗领头走在游行队伍前的照片对我说：“多么有意思的照片，太有意思了！”他目不转睛地看了又看，仿佛想看到当时的实景。
照片上横幅的大字是：上海市大学教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示威。游行队伍的背景是外滩的高楼。
其实，那天晚上的情景在我脑海中清晰如昨。因为，我实在忘不了学校扩音喇叭的呼叫。那些装在校园四处的喇叭，在不断呼叫着指挥队伍，在不断呼叫着父亲：“章教务长！”它连续不断送来父亲的方位，他的活动。窗外夜幕匝地，我独自躺在偌大的屋子里。我是个胆小的孩子，但因为有这个扩音喇叭，它陪伴着我，抚慰我胆小的心。就这样，在喇叭大声呼叫的“摇篮曲”中，我逐渐进入梦乡。
而父亲，带领着队伍，从位于杨树浦的学校，举旗步行到市区到外滩，去参加全市的游行。
第二天清早，我没有看到父亲疲惫的脸色，也没有听到父亲说一句累。虽然，他体内自十七岁就潜伏着风湿性心脏病的隐患；虽然，他平日不能参加体育活动也不能骑自行车；但他依然如常早起，忙碌在日常工作中。
回想起来，这样的聚会、游行，在那时十分频繁。相册中这样的照片有好几张：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而相同的，总有父亲，总是父亲领头走在前。
接二连三的运动。
肃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
就连我童稚的心，也留有深深的印象。
比如，我家后门有一棵很大的树，一天早起，见树上挂着一幅很大的白布，布上画着一只大老虎。这是个最佳视点，因为，我家的房前是一块大草坪，草坪正对着校门，每个一跨进校门的人，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幅大老虎的宣传画。
从小学老师教唱的歌，依稀知道打老虎就是打贪污分子。但什么是“贪污分子”，七岁的头脑是搞不清的。
还有一回，父亲托人从城里买来几瓶鲜酱油，让我送去给住在校医院的许××大姐姐，据说，她为了和资本家的父亲划清界线，挨了打。那时候全校都在宣传她。
至于家中父亲的书房，每晚总是客人不绝，有学生，有助教，有教授。他们在这里开会、学习、讨论、谈心。当年与父亲共事的徐中玉叔叔，也曾在文章中谈及在我家开会的事。而从父亲留下的笔记本中，那些详细的记录，可以窥见当时肃穆的气氛。
校大礼堂开会的照片也见有好几张。父亲在讲台上说话，学生们热烈的表情（那个时代的定格）……。哦，记起来了，有一回，我还代表小学生到大礼堂向父亲献过花，不知是为了什么，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
怪不得，在那样美丽的校园，在大自然如此环抱的地方，父亲一次也没有带我闲逛过，更不用说在草地上滚一滚，饱尝蓝天阳光的欢乐。而父亲，原本是那么喜爱自然的。
他无法放松，真是难为他了。因为父亲是一介书生。他只是一名教授，他只会埋头写作，但如今，让他又是担任没有校长的教务长，又是兼任校工会主席，如此行政事务沉沉压在肩上，他怎么不难！
那是教育部的安排。
父亲的好朋友，时任高教局局长的曹未风伯伯常常从城里跑来看他。我想，他的造访，对父亲一定是很大的安慰和支持。
那时候，父亲的眉头总是轻轻锁着。今天，我去把扫描印好的照片取回来，才从照片上看出来。我看到当年我们的家，熟悉的砖墙，熟悉的纱门，还有在阳光照耀下鲜明的斜砖地，墙上的爬山虎……。父亲与两名助教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父亲的衣着很随便，裤脚大大的；脚上，是他一直穿着的圆口布鞋。
他有些疲惫，但他在坚持。
前不久，我读到他那时写给一位复旦南下学生的信，信里简述了自己的概况：
“我是三月调到沪江来工作的，这边同学的思想情况远在复旦之后，因此工作颇繁杂，又因为工作经验缺乏，没有什么一定的成绩，你以后写信来，可寄：上海军工路沪江大学教务处即可。因为工作忙，文章也不大写，‘小说’原来是我编，它原来是在香港出版的。最近要停刊了，为的统一领导，集中打理。等我拣出几本另行为你寄去。”
原来，父亲在这样的“繁杂工作”之中，还腾出手来主编《小说》月刊。我找出这本刊物，见父亲在1951年1月20日出版的第五、六期合刊上，写有《编者的话》：
“解放以后，因为原来主持编务的各位同志分处各地，就是在上海的几位编委，工作也非常繁重，因此我就担任了比较重的编辑责任。而我自己，并不能把所有的力量和时间花费在编委上，我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大学，我至多不过用四分之一的力量与时间来主持编务。此外只有一位同志帮助我审阅初稿，安排印刷，处理杂务。他也只有一半的时间放在这上面，另外的一半照顾另一个文艺刊物。编这样的一个刊物，只有四分之三的一个人来主持，自然它不能有什么像样的成绩。
……
这是最后的一本了，因为是五、六期合刊，所以篇幅加倍，因而能容纳较长的作品。在这中间，我推荐‘无坚不克’、‘为幸福而斗争’和‘战友’。尤其是最后一篇，它是两位朝鲜同志合作的，感人的力量很强，尤其能更深刻地认识中朝弟兄的爱和同志间的爱。”
布谷声声，父亲也一定听到。啊，多么美妙的啼鸣，它从远方穿越天空田野来到我们耳畔，带来新的一天。我想，父亲并不知道我读到的有关布谷鸟的这个故事；但他若知道，也绝不会向布谷鸟发问，因为他从来不考虑自己生命的时间，性格使然。
二
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这是个令我魂牵梦系的地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趁到北京旅游的机会，我住在北海附近南长街的亲戚家。因为魂牵梦系，所以，就早早晚晚在北海四周转悠，寻找三座门大街，寻找它的14号。
解放后，三座门大街已经取消，三座门的牌楼也早已拆去；所以，就是站在三座门大街的原址上，问到的答语也总是摇头。
但是，最终我还是找到了。它的门牌已经变更为“景山前街25号”。这是一个浅浅的胡同，胡同中也只有三扇门：左中右。原来的14号是中间的那一扇。
我伫立门前，良久不忍敲门。我不知道门开处我会看见什么，会看见年轻的父亲伏案疾书吗，会看见他与巴金曾经隔桌相坐的那张大书桌吗，会看见父亲与朋友们精心培植的花木吗；还有，会听见卞之琳叔叔捧着他那架手摇留声机给大家欣赏唱片吗？
当然不会。……
如果时空推前七十多年，这番情景就在眼前。
但是屋子和院子变化不很大（这是从卞叔叔的文章中得知的）。这里曾经是“章宅”，年轻的父亲租下它的前院，怀着满腔抱负，彻底与大学所读商科专业决裂，跨出了文学生涯的第一步。
那是1933年。父亲24岁。
父亲来到北平，是应立达书店之邀，创办一份大型文学期刊。
但之前，他从未有过办刊经验，更别说大型文学期刊。虽说此时父亲已经具备五年的写作经历，他已经在《语丝》、《小说月报》、《现代》、《新月》等杂志上发表了二十多篇作品（多为短篇小说），并且，他的成名作短篇《圣型》，也已在读者群中造成影响。但父亲自知年轻，缺乏经验，于是他跑去燕京大学，请来年长并富有经验的郑振铎先生，与他共同担任主编。
经过几个月的热心筹备，经过有经验的郑伯伯合力支持及指点，大型文学期刊《文学季刊》，于翌年1月1日正式创刊。
父亲的起步很顺利，除了请来郑振铎为己助阵，共同担任主编外，他还组成一个阵容强大的五人编委会：巴金、冰心、李健吾、李长之、杨丙辰。此外，还列出一百零八名“特约撰稿人”，都是当时有名的作家。
《文学季刊》栏目有六栏：创作小说、诗、散文、剧本、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创刊号厚达360多页，初版一万本，后又再版多次。
对于雄心勃勃的父亲，创办这份杂志对他来说真是极好的实践与锻炼。因为，从一开始起，就说定所有具体工作均由父亲一人承担。所以，父亲在三座门这所小院里，愉快地起步于他切切实实的文学创业。三座门大街14号，也同时成了《文学季刊》的编辑部。不久，因该刊编得顺手，他又与卞之琳等人在此创办了纯文学小刊物《水星》月刊，编委会由郑振铎、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卞之琳六人组成。后来，由于人员流动，就由父亲一人驻守小院，挑起两刊一个编辑部的重任。
当时的情景，沈从文先生在《悼靳以》一文中，有如此回忆：“靳以和巴金、西谛（实际上是靳以和西谛，西谛即郑振铎。――作者按）同编《文学季刊》，实际上组稿阅稿和出版发行方面办交涉，负具体责任的多是靳以。刊物能继续下去，按期出版，分布到全国读者面前，真不是简单工作！因为那么厚厚的一本文学杂志，单是看稿、改稿、编排、校对，工作量就相当沉重！靳以作来倒仿佛凡事成竹在胸，游刃有余，远客来时，还能陪上公园喝喝茶，过小馆子吃个便饭，再听听刘宝全大鼓。曹禺最早几个剧本，就是先在《文学季刊》发表，后来才单独印行的。当时一些年轻作家，特别是一部分左翼作家，不少作品是通过这个刊物和全国读者见面的。靳以那时还极年轻，为人特别坦率，重友情，是非爱憎分明，既反映到他个人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品中，也同时反映到他编辑刊物团结作家的工作里。”
24岁的父亲，在北平的办刊实践中，成就了极好的开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此后，在转辗上海、内地，接连不断的办刊中，他对刊物愈发钟情，并对“实干家”的地位乐此不疲。
1936年他来到上海，在赵家璧先生的策划下，于良友图书公司旗下，与巴金共同编辑又一份大型文学刊物《文季月刊》。
父亲与巴金，他俩在北平，通过三座门的朝夕相处，已因共同理想抱负结下深厚友情。此时合作办刊，正是两人所望。
来到上海的父亲，已经在赵伯伯的安排下，与其同坐在北四川路良友图书公司楼上一个小小的房间，忙碌于刊物的筹备及具体工作。与同郑振铎合作一样，“巴金表示他仅可挂名，将来实际工作完全由靳以担任，他不管编务，靳以也不表异议。”（赵家璧：《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
这对父亲，是进一步实践的锻炼。他已经成熟多了。
1936年6月，厚达364页的《文季月刊》创刊号于1936年6月面世，封面上端，醒目地用二号黑体大字印着“巴金靳以合编”的字样。这样的编排，是赵家璧先生从欧美日本著名严肃的纯文艺刊物借鉴而来，颇具特色。
此后，父亲不停地写作，不停地编刊。他编辑《文丛》月刊，后因战火蔓延，又编战时小刊物《烽火》。继而他去到内地重庆，一边走上讲坛，在复旦执教；一边应重庆《国民公报》之邀，创办该报副刊《文群》。
虽然只是一份报纸的副刊，虽然版面很小，每期只能容纳四千字，每周出版三期；但，由于预先说好稿件可完全由父亲自主，但不拿编辑费；因此，父亲可以放开手去，倾力培植这块战时的文化园地。在它的版面上，曾经刊载过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如巴金、艾芜、曹靖华、胡风、艾青、臧克家、陈荒煤、萧红等；也曾留下许多后来成名作家的处女作，如绿原、曾卓等人。尤其在父亲遭到复旦大学伪教育部解聘，不得不远走福建，居于偏僻的小山村之际，他仍然无视崇山峻岭的阻隔，坚持延续《文群》的生命。
《文群》，历时四年有余，共出版五百多期。在战时的陪都，它犹如沙漠中一块美丽的绿洲，给予读者文化的渴求及精神的希冀。
在父亲流徙福建时，他一边执教福建师专，一边还为改进出版社编辑《现代文艺》。《现代文艺》被迫停刊后，他又萌生创刊一份大型文艺刊物的心愿。
1943年4月28日出版的《国民公报·文群》副刊上，一则“靳以启事”，表达了父亲的这个心愿：“前来福建，想主持一个大型的文艺刊物，定名为《文艺》，利用闽省特产改良纸，和一切优美的印刷条件，使它具有一个美好的形式。至于内容方面，保持《文季》、《文丛》的作风，集全国作家的精力，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当前的现实，每期至少二十万字，创刊号7月1日出版。”文后，还预告了创刊号的内容：巴金的《火》（第三部）、曹禺的《三人行》、父亲的长篇《前夕》（第三部），和《我怎样写<前夕>的》等主要篇目。
父亲已经作好筹备，他在努力实现心愿。
但是，《文艺》最终未能面世。父亲曾多次与当地书店商谈，却未能谈妥；加之无法拿到当局批发的刊物出版登记证，只能无可奈何作罢。
那些筹备组来的稿件，后来部分被父亲编成一套两集的“文艺丛刊”（《奴隶的花果》及《最初的蜜》），由“文艺社”出版。
抗战胜利，父亲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执教，继续他的小说散文创作。同时，他曾接手编辑《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中国作家》、《小说》月刊等等。直至建国后的第一本大型文学期刊《收获》。
父亲去世后，在整理父亲遗物之时，偶然发现他有一个精致的印章盒，盒内装有两方崭新的印章，均为钱君匋先生所刻。一方是：文群出版社，边款为“君匋作”；另一方是父亲的名字：靳以，边款为“靳以兄正刻君匋”。两方印章一个款式，崭新如初，好像从未使用过，估计是在四十年代中期父亲请钱君匋先生所刻。
我把印章翻转过来，望着“文群出版社”这五个纤细优美的字，情不自禁浮想联翩，……
父亲，在《文群四百期》中的话语不由涌上耳畔：“当着这个小小的刊物积到了四百期的时候，那个苦心的编者却远在千万里外的一个省份里，它并没有因他的远离就遽然夭折，不顾遥远的路程，山川的阻隔，他总算尽了他的力及时地使他和读者诸君相见，即使在奔波的旅途中，每当停下脚来，喘一口气拂去两肩的征尘，便记起了它，疲倦的眼睛对着疲倦的灯，也强熬着把它打点好，再由车船的运载，使它和那些愈离愈远的读者们依时会面，因为他相信，读者诸君不会忘记它，它也不会忘记读者。”
这就是《文群》，一份小小的刊物，沉淀在父亲心中的钟情。
正因办刊过程的艰难，加深了这份钟情。
正是这份钟情，令父亲产生新的心愿……
无论心愿能否实现，却始终是父亲一份美好的追求。
艰苦的年代，艰苦的地域，艰苦的环境；然永远不变的，是一如既往的不懈投入，以及已深深注入心中，那割舍不掉的文情。
三
最近，在整理父亲的笔记本。
他的笔记本真多。
那种像练习本大小的都是他的备课笔记，足有七八册之多，按内容不同分册。还有一些硬封面的小笔记本，颜色各式不一，记录着会议、报告的传达等；而最不一般的，也最显眼的，要数那些插在半只信封套里的一叠叠活页纸。这些纸张有的散放在封套内，但大多用回形针别起；厚一些的，就用鞋带穿孔扎起。望着眼前如此多的信封套，随便拿起一沓，便可读到父亲在信封上简单注明的几个字，内容便在其中。
分门别类得非常整齐，也非常细致。
这些活页纸上留下的，是最贴近父亲的记录。
我记得父亲日常穿的中山装衣袋很大，他习惯在衣袋里揣上一本咖啡色粗糙猪皮封面的活页本。这本子已经用得很旧了，现在推算起来，一定是他为了赴朝给自己准备的。因为信封套内最早的文字，便是父亲的赴朝日记，从1952年10月6日下午四时半出国，来到新义州；一直记到翌年1月25日巡回传达归来，几乎每天不漏。后来，这个本子跟着父亲走遍天南海北，跟随他采访、体验生活，出访苏联。读其中文字，多少能了解父亲生命最后几年的一些活动，以及感受父亲当时的喜怒哀乐。
我很感动。我没有想到，平时生活中大大咧咧的父亲，在对待他的事业上，会如此条理。
父亲在世时，下雨天后，他总会忘了把卷起的裤腿放下来，或只放下一个，就匆匆外出。我经常忍不住提醒他。还有，他兴高采烈给自己的书桌买了块玻璃台板，下面放着他喜欢的画片，也插一些他备忘的小纸片。时间久了，插进去的纸片多了，台板下的画片移动了，他也想不到去整理……这样随随便便、不修边幅的事，可以举出许多。但今天回想起来，他那些书籍、杂志，虽然比比皆是，但他都一找就能找到。而他的书桌，也永远整整齐齐，从不堆积如山，杂乱无章。还有每天收到的无数来信，包括机关的通讯员一天也要送信好几次，但他都收拢得有条不紊。他有两个信插，他曾告诉我说，一个插未复的信，另一个插已复的信。收到的信件，他不会推延许久才作回复，他总是花费一整段时间集中回信。……我坐在书桌的另一边，一面读书，一面望着他认真做这些事，免不了潜移默化。但，至今都不能做得像他那么好。
自1953年初我们跟随父亲告别郊区大学校园的生活，父亲正式来到市内，来到华东文联工作。他最初在创作研究部工作，后又兼代秘书长。同年底，华东作家协会成立，父亲担任协会常驻副主席。不久华东作协改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父亲仍任常驻副主席。他在上海作协一直工作到离世。
眼前，这些信封套里的文字，无声讲述着他这些年的忙碌：会议、运动、采访、日记、自我改造、体验生活、创作设想、工作计划、……，如此繁多，看得我眼花缭乱。
忙碌，是充实的表现。但我也读到，兴高采烈的父亲，忙碌于他醉心的文学事业，却由于客观的运动，以及外界种种纷扰，而时常感到困惑，无所适从。
复旦学生程极民，与父亲关系十分密切。解放前夕，他就读于复旦新闻系，并任复旦学生自治会主席。那时候，我们在庐山村的家，经常由父亲提供给他，让他召集地下党开会。程极民先生后来见到我时，曾不不止一次问我，父亲是否留下长篇手稿，内容关于大学知识分子的。我对他摇头，而他似乎不信。因为，他告诉我，父亲不仅有这个写作计划，他还曾很详细地与程讲述并讨论过其中的章节内容。那是在解放初期，程极民在陕西南路的团市委工作，离巨鹿路的上海作协和长乐路我家的居所都非常近，所以他经常晚上跑来与父亲见面谈心。
我相信程极民的话。十几年的大学执教经历，又逢上不平静的战火烽烟，父亲以所见、所闻、所感；一定积累了许许多多写作素材。但他没有留下手稿，更不见片言只语。我不知是为什么。
有一件事倒是有印象，那就是《人世百图》中那篇《熊的故事》。
《人世百图》，是父亲抗战时的一本杂文集。当时，父亲为了躲避“检查先生”的红笔“东勾西抹”，故刻意改变笔法，创造新的笔名，写就一篇篇短小杂文。《熊的故事》，亦是其中一篇，旨在揭露那群靠吸吮人民鲜血而养肥自己的丑类其伪善面目。文中，父亲有这样的字句：“在黑龙江北部一座森林里，盘踞了一族熊群。它们沿用它们祖先的方法，来残害人类。”没想到，这一段话，后被无端指责为“影射苏联”。父亲或许实在感到委屈，莫名其妙，他忍不住对母亲诉说了此事，记得那是1953、54年间吧。我在一旁听到片言只语，虽然那时我尚年幼，但却记忆犹深，因为开朗的父亲，在那些日子，比以往沉默。
今天，翻出1953年平明出版社出版的《靳以散文小说集》，及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过去的脚印》，在这两部作品结集中，我注意到，所选《人世百图》的篇目中，都不见《熊的故事》。而且我知道，这两部作品，都是父亲亲自编选的。
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不为护己专利他”，副标题为“怀念真诚的靳以先生”。作者我不认识，但从文中，得知他是上海作协最早几份刊物的编辑。1957年反右时，他曾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贬去劳动教养，整整二十三年。
我要说的是，我不仅在这篇怀念文章中读到他对父亲真情、真诚、发自内心、充满感激的怀念；我还从他的叙述中，了解到父亲，当时作为上海作协领导，他的工作情况，他所经历的运动，以及那些干扰；从而看到父亲那一如既往的正直，敢于说活，敢于坚持正义的品格。
父亲曾在会上公然拒绝宣布文章作者莫须有罪名，还说了许多坚持正义的话；这在当事人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虽然时光已然流逝半个世纪，虽然此文作者已在大洋彼岸安度晚年，但他的怀念，依然浓烈；他的记忆，依然真切。
我很感动。
他为父亲写的那几句诗，萦绕着父亲的面影，勾起我无尽的怀念：
“不为护已专利他，寸步不让虎狼蛇。少时不识腹蛇毒，甘愿恭奉作龙虾！”
四
手边的两沓封套，一只上面写着：“收获发刊事”；另一只写着：“访苏日记”。日记很厚，开头部分记录着父亲访苏前在北京十天的活动。
那是1956年，正是筹办《收获》的日子。
父亲是怎样兴奋啊，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他的欢快他的奔忙。冰心先生在悼念父亲的文章中有一段形象的描述：“一个冬天的早晨，一辆汽车飞也似地开到我的门口，你，一阵旋风似地卷上了楼，身上穿着一件簇新的皮大衣。我笑说：‘好呀，这皮大衣给我带来了一屋子的热气！’你也笑了说：‘我要到苏联去了，这是行装的一部分——告诉你，我们要办一个新文学刊物了，名字就叫《收获》，你对这名字有意见没有？你可要给这刊物写文章呵，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父亲的兴奋是想当然的。因为，这是父亲一直以来的心愿。如今，有了实现心愿的机会，他怎么能不兴奋！
解放后，频繁的人事调动、繁忙的行政工作、加之大大小小的运动，令父亲无暇顾及自己的心愿。此时，在“双百方针”的春风吹拂下，中国作协的几位领导，因为他们之前也是父亲所编刊物的热心撰稿人，就想借这股春风，让父亲创办一个大型纯创作文学刊物。
父亲胸中，对刊物的热情又燃烧起来。他又为刊物取好了名字《收获》，又开始热心筹备起来。在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的前十天，他在北京，足迹遍布他的许多文坛老友。一页页的日记，记录着他的活动：
……上午送罗荪去南斯拉夫。归途访其芳，冰心，对刊物都有兴趣。
冰心提，何不就叫创作。
下午到作协，与艾芜、天翼、罗烽、白朗、文井谈。
下午去周扬处谈到苏联问题，又谈刊物问题，大致谈妥。
与茅公谈小说，他也同意了。
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楼适夷、任叔都谈到刊物问题，他们也都很兴奋。
去看雪峰不在，又与艾青谈，他也愿意担任编委并写稿。
……
而在那沓“收获发刊事”里，随便翻开一页，蝇头小字密密麻麻：
艾芜 百炼成钢 20万
赵树理： 小说 冯至： 组诗
雪峰： 寓言， 鲁迅传 柯灵： 不夜城
夏衍： 剧本 方纪： 散文
天翼： 剧本或中篇
杨朔： 小说 冰心：短文 四月内
老舍： 剧本 4万
周立波：小说，几月后可以写完
田间：长诗
雷加：长篇
严辰：组诗 菡子：一组散文
戈壁舟：长诗
振铎：小说
康濯：水滴石穿 五月十五
艾青：长诗 五月十五
……
再翻过一页，底部的两行字跳入眼帘：
丛书1958年出。
巴金主张，打出纯创作刊物。
翻转到笔记的最后一页：
丛书问题
① 人文出收获文丛，大约是□文丛书开本，每年十二册，一般在二十多万字以上。
艾芜 百炼成钢
平装， 精装二种 28开
② 青年出版□□文学丛书
每年十二册，字数在二十万以下。
当然有关青年更好些。
六本一次登广告。小说，诗歌，剧本
沙汀，菡子，康濯
纸面，布脊一种 32开
……
唉，一介文人的父亲，天真而不懂政治，只知以文学为自己毕生追求，以纯真之心为新中国添砖加瓦。……
对于《收获》创刊，巴金先生有一段详细回忆：
“《收获》当时是中国作协的刊物，作协书记处委托靳以办的。作协的几位负责同志过去都是靳以主编的刊物的撰稿人。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谈到靳以从前编辑的大型刊物，为了体现‘双百’方针，有人建议让他创办一份纯创作的大型刊物，靳以也想试一试，连刊物的名字也想好了。我没有发表意见，说真话，各种各样的大会小会几乎把我的精力消耗光了，我只盼望多放几天假，让我好好休息。因此我没有参加《收获》的筹备工作。靳以对我谈起一些有关的事情，我也只是点点头，讲不出什么。我答应做一个编委。连我在内，编委一共十三人。我说：‘编委就起点顾问的作用吧，用不着多开编委会。’《收获》的编委会果然开得少。刊物在北京印刷发行，因为靳以不愿把家搬到北京，编辑部便设在上海，由靳以主持。大约在创刊前三四个月，有天晚上靳以在我家聊天，快要离开的时候，他忽然严肃地说：‘还是你跟我合编吧，象以前那样。’就只有这么一句，我回答了一个字：‘好’。一九三六年他到上海编辑《文季月刊》，就用了我们合编的名义。我们彼此信任。”（《<收获>创刊三十周年》）
《收获》，于1957年7月24日创刊问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本大型文学期刊。
对于父亲来说，他仿佛迎来了又一个孩子的诞生。深知他的好友巴金这样描述他：“我有一位朋友靳以创办过好几种文艺期刊，……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期杂志印完装好，从装订所拿到样本，他总要捧着它看几遍，好像母亲对待子女一样。那么深的感情！我今天还不曾忘记。”（《巴金文集》第二十二卷p.3-4，“致丁玲”）
然《收获》刚刚创刊，风向就在不断改变。父亲没有料到，紧接着的那场反右运动，仿佛令每个人都站在悬崖的边缘。除了那些相交相知的朋友，连自己最亲密的兄弟，都难逃厄运。我的二叔，被发配到山里背石头作苦工；我的五叔六叔，也戴上右倾的帽子。父亲的心，像被锤子一下下敲打，但他强忍痛楚，挺胸昂头，像母亲保护子女一样，尽力保护《收获》。
《收获》的生命才维持了五个月，年底，父亲就被要求“离开杂志到工厂深入生活”。此后，经作协书记处表态，虽没有离开杂志，但是，“到工厂”是政治任务，务必服从。于是，他选了普陀区的国棉一厂，自此开始半天工厂，半天编辑部的日程。而每天晚上，父亲一如既往在家看稿写作。书房的那盏台灯，天天亮到深夜。而书桌上的那只烟灰缸，也总是烟蒂如山。
干扰更是家常便饭。尤记得第三期上方纪先生的短篇《来访者》。我当时年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能感觉家中气氛的异常。那些夜晚，父亲书房的门紧闭着，他与远来的客人不断交谈。不久，家中又复安静。这时，我读到第四期上新辟的“读者论坛”，上面有关于《来访者》的讨论。
《收获》刚办一年，195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父亲在半夜起身时突发美尼尔综合症。他在房里轻唤母亲，母亲赶快跑去扶他上床。据说，这是耳朵平衡出了问题。今天回想，他内心的承受已达极限。
至于“发刊事”中所计划的：该年“出版丛书”，自然已成空中楼阁。
翻开父亲那一时期的笔记，上面记录着无穷无尽的思想改造，检查。我读到其中的一段：
“鸣放以后，为什么情绪低落。
1 从去年以来，我的身体衰弱，失眠，头晕，心中烦躁，怕忙乱。但这是
一部分原因，不是全部原因。
2 和党的政策和决定不是一心一德，有些口是心非。表面我接受，心中有
意见，但也从来没有及时反映。因此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全民搞创作，全民炼钢，我没有从破除迷信，发挥群众智慧，敢想敢说
敢做来看，只是看到一部分缺点，就蒙住了眼睛。
在鸣放的时候，我强调了文艺的特性，后来经过检查，但是我一直还觉
得文艺工作和其他工业生产不同，虽然不能少慢差费，但多快好省完全
结合得好也不容易。多，好是必然的，快和省在创作中就有具体困难。
又多又快又省，就不一定好。一个作家从事创作，反复修改，就无法快
和省。这些问题我都应向党讲，可是我又怕说，因此在情绪上也有了影
响。”
……
在这样的内心挣扎中，父亲真是“不易”！但他拚力坚持了两年，在为读者捧出十五本《收获》之后，便溘然离世。
那是五十年前的十一月七日，一个寒流造访的凌晨。父亲刚届五十岁。
布谷声声。远处的布谷鸟又在声声啼鸣，它仿佛在召回我的记忆。我看到我的童年、少年，看到那些依傍在父亲身边快乐的日子，看到父亲身上挟着棉纺厂的飞花跨进家门，看到医院电梯闭合时父亲最后留给我的微笑……。我看到的是阳光、蓝天，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宽广的苍穹……，啊，这些都是父亲注入我心田的馈赠。
生命是宝贵的，生命也是美丽的。父亲在世的日子里，我从未见过他的药瓶，见过他病恹恹的神情。我也从未见过他在乎自己，在乎自己的生命。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被两次送进医院时，我去看他，他的氧气管刚拿掉，已经在谈笑风生。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仍拢着我的肩，喜气洋洋一直把我送进电梯。……又有谁知道，他的体内早已潜伏着风湿性心脏病的隐患！因为他从不在乎，从不把病挡在自己面前拒绝工作拒绝生命的付出。后来，我曾听叔叔说起，发病的一刹那，父亲会背着人，独自用手死死顶着墙，他说：捱过那一刻，就好了。……我不知道，在父亲的生命中，他曾独自捱过多少“那一刻”，那死死拼搏的“那一刻”；但是，他走过了自己美丽的一生。
如今，《收获》已经度过了她五十岁的生日，在众多文学期刊百花齐放的园地里，她仍受广大读者喜爱。至于《收获》的丛书，也已出了不止一套；不久，她的五十周年纪念丛书，也即将问世。
布谷声声。布谷鸟又在啼鸣，那一长一短的歌唱，划过天际，是否在告知父亲这些喜讯？是否在告慰父亲未完的心愿？那美妙的歌声，温暖的回响，一波又一波，注入我的心底。
……
纪念父亲靳以诞辰百年
辞世五十年而作
完稿于2009年6月7日，
一个布谷声声的早晨
（11551字）
载《收获》2009年第六期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