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为鲁迅先生抬棺          

    在父亲靳以的相册中，有一页并排贴着两张照片：相同的主题，相似的气氛，同样凝重而肃穆；然却时隔整整二十年。这是两张为鲁迅先生抬棺的照片，父亲均在其中。

    前一张照片摄于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安葬之际。后一张照片摄于1956年10月，鲁迅先生迁墓之际。

    1936年的父亲还是个年仅二十七岁的文学青年。虽然他已经历了在北平与郑振铎先生共同主编《文学季刊》——“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上第一种每期五十万字的大型文学期刊”（赵家璧：《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以及而后的《水星月刊》，此刻正在上海与巴金先生共同主编《文季月刊》。虽然他已经出版了六七本小说集，并以成名作短篇小说《圣型》拥有一批热心的读者。但是，他永远难忘，当他还是一名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时，他就是鲁迅先生的热心读者。后来，他的第一篇诗作，就是投给鲁迅先生主编的《语丝》，而被刊登出来的。那年他还只是个二十岁的大学生。所以，鲁迅先生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永远应当抬头仰望的，是永远值得尊敬和效仿的。

    1936年10月19日清晨，父亲写道：“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把我从梦中惊醒了。只记得张开眼便看见河清的一双红肿的眼睛，没有什么话说，也说不出什么来，就随着他到大陆新村去了。”（靳以：《当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

    然后，他这样叙述：“……到了最后，我是被派定为抬棺人之一。除开我，记得还有鹿地、周文、沙汀、巴金、河清、烈文、天翼、胡风。棺木并不大，鲁迅先生的遗体也很轻，还有那个殡仪馆的专家的辅助，应该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当我放到肩上，我觉得是异常沉重，我的心也异常沉重。我极其小心地迈着步子，为了使鲁迅先生不再受一点人间的颠簸；也为了使我自己不会万一失足滑倒。尤其是走着石阶的时候，我们最慢，更稳，甚至于不想使他的头向下或是向上，保持他的平躺的姿势，走在前面的，慢慢地把手抬高起来。

    这样，我们平稳地把他送进了柩车。

    我们就走在柩车的左右。前后的人是多的，因为无法驱散，巡捕反倒来保护了。前前后后有那么多人，我相信，只有千分之一和他生前见过的，可是他们真心地哭着，唱着歌，缓缓地走着。

    到了墓地，那具黑棺又上了我们的肩头。我们一直送到穴旁，有人等在那里，平稳地放入穴中。这时，天色苍茫，快要黑了，悲痛的，低沉的安息歌声，迟缓地在空中缭绕着，紧紧地束住我的心，当我低下身去，抓了一把土投向棺上，我的泪，简直是再也忍不住了，猛然间汹涌地溢出来。

    从此以后我的肩上就总像负了一个重担，我时常提醒我自己，必须小心地迈步，走一条正路，不是为自己，为了和我一同负载重担的人，为了随在我们身后的比我们年青的人”（同上）

    父亲在文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以及自己的感受。照片中，年轻的父亲走在灵柩的左侧，两手虔诚地托着敬爱的导师。他那时还未戴眼镜。他的前面是黄源、胡风、巴金。据以后资料所记，抬棺者除了以上列出的九位外（后来对照相片，沙汀似不在内），还有萧军、吴朗西、欧阳山、姚克等几位作家。那天是10月22日，下午二时半出殡，由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出发，经极斯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至虹桥路上的万国公墓。

    时隔二十年。

    二十年的时光，经历了新与旧，时代的巨大变迁，也在当年抬棺者的额上无情地刻下了岁月的印痕。

    那一天是1956年10月14日。天空晴朗，万里无云。鲁迅先生的墓选定在此日迁葬，是从西区虹桥路的万国公墓迁至东北区的虹口公园。

    父亲一大早就出门了。他先来到万国公墓。面对黑鸦鸦肃穆的人群，时空的变换在一霎时令他恍然。他仿佛重回到二十年前，耳畔还在不断回荡着当年万人合唱的挽歌：

                你安息吧，啊，导师，

                  我们会踏着你的路向前，

                  那一天就要到来；

                  我们站在你的墓前报告你，

                  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

    然而此刻，小鸟在天上翻飞，空中弥漫着美酒似的桂花香，秋天的花朵也在路旁昂首张望。

    父亲再一次记述道：“……我们在先生的灵柩前献上了鲜花，我们又把红绸黑字的‘民族魂’长旗覆盖在棺木上，我们轻轻地把灵柩移上了灵车，平稳地在宽坦的大路上奔驰。从西到东，又折向北方，穿过上海的大半个城市，到了虹口公园的门前。门前等候着的是青年工人和学生，他们不再唱哀伤的挽歌，他们不再喊激愤的口号，在他们的脸上，流露着最庄严与敬仰的神情。

    我们又轻轻地从灵车上移下灵柩，稳妥地放在活动的车架上，秋风吹起红绸一角，广平先生就把自己心爱的圆宝石别针从衣领上取下来簪住它；当乐队奏起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的时候，在肃穆的道路上，我们缓缓地扶柩前进。

    …………

    我们踏上了宽敞洁白的墓地，又一次地把先生的灵柩放在墓穴上，毛主席写的‘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大字闪着金色的光辉，恩来同志和广平先生亲手栽植的两株常绿的桧柏立在两旁，数不尽的花环飘着‘永垂不朽’的红带，微风象轻轻的哀愁一般拂在人们的心上。”（靳以：《二十年的愿望实现了》）

    抬头望照片上的父亲，他走在灵柩后部的中间，双手轻扶棺木，微微仰着头。他的两眼望着面前耸立着的，还未揭幕的鲁迅先生的雕像，他的思绪此刻又飞向何方？或许，正像他在文中所希望的：“……但如果在蓝天之下耸立着的不是一座雕像，而是先生自己坐在藤椅里，象往常一样地和我们娓娓而谈，那我们该多么快乐啊！”也或许，如同父亲孩子般纯真的性格：“……我真想躺在先生脚下的绿绒般的天鹅草上，象先生从前喜欢做的那样；先生的化为青年的心情感动着我，我想自由自在地打一个滚，如果先生还在的话，也许要走下来和我们一起躺在草地上吧！”（同上）

    这两张摄于二十年两端的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纪念，也留下了我对亲人的永远怀念。

                                                写于2000年3月

                                                     （2243字）

                                （原载2000年6月《老照片》第十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