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結论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在大东沟－大孤山海域严重挫败，当场丧失“致远”、“经远”、“超勇” 、“扬威” 四艘巡洋舰，对甲午、乙未战争的结果有严重的影响。北洋舰队不止是两翼已去其一，连斗志都丧失了。装备的优劣并不是日方致胜、清方落败的主要原因，何况日本“三景舰”“松岛”、“桥立”、“严岛”的战绩实在不符期望。清军失利有相当比例应归咎于接仗阵形的错误注53。当时北洋舰队以凸横阵接仗。除德制巡洋舰“经远”、“来远”以外，清军各舰在凸横阵内的相对位置，并无疑问。本文由当时清军所用的操典和相关号令着手，推测北洋舰队接敌时的阵形，并引介欧、日有关清军阵形的史料，尝试为“经远”、“来远”确定位置。

日方对甲午海战经过纪录极详。除了涉及战争责任的极少数情况以外注54，日方报告通常相当可靠。大东沟－大鹿岛海战时，“定远” 左侧有一德制巡洋舰，非“经远” 即“来远”。此事是参战日舰众所目睹，也不涉敏感，没有造假的理由。除非有新证据出土，不宜贸然否定欧、日对清军接仗阵形的描述。根据日舰“赤城” 的报告，被其击中而引发大火的“来远” 原在清军右翼。与“比睿” 的报告对照﹐即可推断在“定远” 左侧的二筒一樯巡洋舰必为“经远”。丁汝昌的文电也指称“经远” 与“致远” 同在左翼。战前北洋曾派“来远”、“靖远” 一道赴韩、俄；却从未让“靖远” 与“经远” 单独搭配出任务。这既然是北洋平时编队的习惯，战时更不至于临时改动。

日军采用单纵阵的决策过程，有比较清楚的脉络可寻：既有欧洲教习的理论启迪，有众舰长兵棋演习的验证，也有统帅阶层基于备役兵员训练不足以及新舰成军不久的考量；可以说是上下同心、相当理智的抉择。由甲午海战的运用单纵阵，到日俄海战再推出“丁字战法”、主动制造能让纵队发挥最强火力的条件，其实是水到渠成的自然演变。只要有容许专业军官持续探讨战术的环境，就能集思广益，假以时日也就会产生岛村速雄、秋山真之那样的参谋。相形之下，清军弃双鱼贯阵、改用中强侧弱的凸横阵，就显得默契不足。似乎是丁、刘临时起意，而不像是众管带对海战战法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注55。

甲午海战之前，双方舰队在硬件(装备)方面虽然各有短长、毕竟差异不大注56。日本海军在制度和学术上的软件优势，其实更为重要。双方选用阵形时心态、程序的迥异其实多少就是软件优劣的一个具体反映。

注解：

1、本文初稿部分段落以“peiyang Squadron's Approaching Formation in the Battle of the Yalu,17 September 1894”为题，宣读于2004年5月24日在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召开的“（美国）中国军事史学会”年会。

2、William Ferdinand 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London:Constable &Co.Ltd.,1929）页36。戴乐尔（Tyler）由此引申，认为1890年琅威理上校为香港撤旗事件辞职是改变欧亚历史的关键，不可等闲视之。详见下文注20。

3、北洋军舰的图片、数据可参阅Stephen S.Roberts<The Imperial Chinese Steam Navy>《Warship International》1974，卷1，页19－57；Richard N.J.Wright，《The Chinese Steam Navy,1862-1945》（London:Chatham Publishing,2000）；姚开阳，《（网上）中国军舰博物馆》（台北，http://vm.rdb.nthu.edu.tw/cwm,1998-2004版）；陈悦，《（网上）北洋水师》（http://www.beiyang.org,2004版）

4、伊东祐亨（天保14年5月12日－大正3年1月16日），是日本明治时代第三个海军大将，甲午海战时为中将提督。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香港：远流出版社，1998）页22称伊东祐亨和清军提督丁汝昌都由陆军转行，不确。伊东在德川幕府末期进入兵库海军塾就学，由鹿儿岛藩的“蝴蝶丸”（146吨）代理舰长兼炮手做起。维新以后历任“东”（1358吨）、“日进”（1490吨）、“扶桑”（3717吨）、“筑波”（1978吨）、“龙骧”（1429吨）、“比睿”（2200吨）舰长。明治18年又到英国接收“浪速”（3650吨）回国，再升任海军省第一局长、横须贺镇守府长官、海军大学校长、常备舰队司令、联合舰队司令、军令部长、军事参议官，资历相当完整。在伊东之前的两名海军大将（西乡从道和桦山资纪）都是陆军起家，伊东是日本科班出身的第一个专业海军大将。参看菊池宽，《明治海将传》（东京：万里阁，昭和15年），页113－134，福川秀树编。《日本海军将官辞典》（东京：芙蓉书房，2000），页46。

5、“松岛”、“严岛”、“桥立”三舰各载32公分巨炮一门，是日军专为克制清军“定远”、“镇远”而建。详见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清华学报》，24卷3期，页297－318。Jiro Itani,Hans Lenerer,and Tomoko Rehm-Takahara,<Sankeikan:Japan's coast defense ships of the Matsushima class>,《Warship》，1990，页35－55。

6、日方对战事经过的记录相当认真，比如当天四艘清舰沉没的位置和时刻都有专业化的丈量：

（1）“扬威”于午后1时10分起火，后于东经123度40分9秒、北纬39度39分3秒搁浅烧毁。

（2）“超勇”于午后1时20分起火，沉没于东经123度32分1秒、北纬39度35分。

（3）“致远”于午后3时30分沉没于东经123度34分、北纬39度32分。

（4）“经远”于午后5时35分沉没于东经123度40分7秒、北纬38度58分。

小笠原长生，《东乡元帅详传》（东京：春阳堂，昭和9年），页130。

7、如美国海军历史中心所藏NH61986图片所示。亦见于张荫麟“甲午中国战迹考”《清华学报》，7卷1期（《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卷11，页451－452。）

8、W.F.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页48。据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页102，引述戚其章的说法，变阵的决定仍是丁汝昌同意的。

9、例如：《大日本战史》（东京：三教书院，昭和17年）。小笠原长生，《东乡元帅详传》（东京：春阳堂，昭和9年）。

10、小笠原长生，《东乡元帅详传》（东京：春阳堂，昭和9年），页128－130。

11、持此说的权威著作包括：H.W.Wilson，《Ironclads in Action-a Sketch of Naval Warfare from 1855,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ttleship in England》(London:Sampson Low,Marston and Co.Ltd.,1898);T.A.Brassey(ED),《The Naval Annual 1895》(Portsmouth:J.Griffin & Co.,1895)。Zenone Volpicelli(‘Vladimir’),《The China-Japan War》(London:Sampson Low,Matston and Co.Ltd.,1896)。Volpicelli误植“广甲”为“威远”，其他与Wilson、Brassey均一致。日文资料也有赞同此说的，如战争期间逐期发行的《日清战争实纪》（东京：同史编纂会，昭和11年重刊）。

12、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北京：三联书店，2002），页433－434。

13、H.M.S.Leander，二等穹甲巡洋舰，4300吨，三樯二烟筒，有船头帆。Glasgow/Napier船厂建造，1880年6月14日起工，1882年10月28日下水，1885年5月29日完工。就其保留风帆的形貌而言，比北洋各船略显落伍，但内部器械与防护则相当先进。

14、1894年11月24日“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5、1894年12月8日“伦敦新闻画报”。原照片系H.M.S.Alcrity乘员Wylde上尉提供。H.M.S.Alcrity为三等巡洋舰、作通报舰用。1650吨，17节，二樯一烟筒。1884年2月14日在Yarrow/Palmer起工，1885年2月28日下水，1886年6月22日完工。

16、巡洋舰U.S.S.Charleston上只有一部打字机。沈威廉离舰独自到旅顺、威海出差，考察战况，当然只能亲手撰写所有的报告。沈氏撰述甚勤，手腕因而受伤就医。（见沈氏1895年3月9日发自烟台的第63封信，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他也为美国海军情报处收集清舰负伤的照片，珍贵异常。需留意的是，“济远”主炮台护罩穿顶的照片摄于丰岛海战之后，并不是黄海海战的结果。当时美国海军情报处编制微不足道，主管为Frederick Singer上尉。沈氏日后得老罗斯福总统赏识，对海军炮术大加整顿。一次大战时，沈氏担任驻欧海军司令，也曾两度担任海军战争学院院长。沈氏收集的清舰负伤的照片部分已转刊在Stephen S.Roberts<The Imperial Chinese Steam Navy>《Warship International》（1974，卷1），页40、42、46；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北京：三联书店，1994），页211、215；姚开阳，《（网上）中国军舰博物馆》（台北，http://vm.rdb.nthu.edu.tw/cwm，1998－2004版）。

17、“圣德纪念绘画馆”坐落于东京都新宿区明治神宫外苑，是日本为纪念明治天皇及昭宪皇后所建。大正15年（1926）起工，昭和11年（1936）完成。馆内成列80幅以明治时代重大事件为题材的大帧日本画、油画。太田喜二郎（OTA Kijiro,1883-1951）京都人，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为大正时代重要画家。

18、“比睿”与“金刚”、“扶桑”，同为日本设置海军省以后第一批向外订购的军舰，由英国海军造船局长Sir Edward Reed设计。“比睿”铁骨木皮、沿水线镶有137公厘厚的装甲。2250吨，13节。明治11年2月25日竣工。“比睿”参与大东沟海战，与清军的“广甲”相似，略有凑数之嫌。

19、这是当下“比睿”舰长（樱井规矩之左右）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主观盘算，姜鸣（页370）说他“慌不择路”，未免言重了。“比睿”左舷侧被“定远”左舷主炮击中，后甲板起火（见太田所绘海战图），右舷又遭“经远”的机枪、速射炮就近攻击，多人伤亡，于是脱离战场，可说是力竭而退。樱井规矩之左右，关东千叶县人，明治9年毕业于日本海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后以少将退役。1887年，樱井为参谋本部海军部第2局第1科的科员（少佐）、代理科长，是参谋本部该年度《征清方策》的起草人。他的主要构想就是登陆大连湾以西、占领旅顺，然后以辽东半岛南部作为陆军进攻北京的跳板。海军的任务在阻绝清国的南北洋舰队。日军参谋本部的科员不定时撰写类似的作战方案，樱井的《征清方策》便是其中之一。

20、区分同型舰谈何容易？许多中文书籍、网页至今仍把琅威理带“致、靖、经、来”回华时的座舰“靖远”误作“致远”。例如：林声（编）《甲午战争图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页173。姚开阳，《（网上）中国军舰博物馆》（台北，http://vm.rdb.nthu.edu.tw/cwm，1998－2004版）。作者不详，<“致远”号巡洋舰>《（网上）历史回廊/史海勾沉》（合浦，http://www.epicbook.com/f_history/ziyuan.html，2001－2004版）。附带该提的是，琅威理在“靖远”挂五色提督旗、一路飘洋过海，“致、靖、经、来”四管带都没有异议。随行的清廷驻英使馆文员、工部主事余思诒还认为琅威理在厦门会合丁汝昌时，两提督旗并列有其道理。见余思诒，《楼船日记》卷下，页33。天津官书局1888模仿英国《Navy List》出版的《北洋水师名录》也说琅威理是“会统北洋水师、头品顶戴、提督衔、二等宝星”。李鸿章在1890年香港撤旗事件左袒刘步蟾到底、逼走琅威理，确实处理不当，有过河拆桥之嫌，等威海 师才追悔莫及。戴乐尔认为琅威理辞职是改变亚欧历史的关键，不无道理。香港撤旗事件原委，可参看王家俭，“琅威理之借聘来华及其辞职风波”，《历史学报》，（台湾师范大学，1978），卷6。戚其章、毕华健，“琅威理与北洋海军”，《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卷1，页438－458。王、戚二文对琅氏悬提督旗早有成例之事着墨不多，故补述与此。

21、有些西方文献认为“赤城”（622吨）战力微弱，对战局有害无益。其实伊东带吃水最浅的“赤城”随行另有用途。9月17日海战当天清晨6时许，日方舰队还在海洋岛附近，“赤城”即奉命入该岛象登湾探查。（见“赤城”舰9月19日报告，刊于10月9日《时事新闻》。）甲午战前清国南、北洋舰队最后一次的大阅操在1894年5月17－27日举行，“赤城”也曾在场观察。“赤城”与“爱宕”、“鸟海”、“摩耶”同型，神户小野滨船厂建造。1886年起工，1890年完工。钢骨铁皮，二樯，两轴，长154尺3寸，宽27尺，吃水9尺8寸，排水量614－622吨，携煤160吨，10.25节。载21公分炮（前）、12公分炮（后）各一尊。详见日本造船协会编《日本近世造船史－明治时代》（东京：弘道馆，1911年），966页。

22、杨用霖是北洋舰队行伍出身的最高阶军官。（按：风帆时代英法海军名将不乏行伍出身者。建立专业的海军军官培育学校是近代才有的事。）少年投军时，在福建“艺新”炮艇随管驾许寿山学习英文与航海术。杨氏机敏好学，颇得琅威理器重，积功升到铁甲舰“镇远”帮带。甲午海战中期，清军阵形散乱，诸巡洋舰或沉或逃，独有铁甲舰“镇远”护卫旗舰“定远”、须臾不离。欧日文献对“定远”不沉都归功于“镇远”。据“镇远”舰上员弁指证，杨氏临危不乱，代替总兵林泰曾指挥有以致之。次年威海 师，清军丁汝昌提督、刘步蟾总兵等相继服鸦片自尽，独有杨氏以手枪自裁，端坐不仆，不失军人本色。死事之壮烈，与其师许寿山先后辉映。清法战争马尾之战（1884年8月23日），许寿山为炮舰“振威”（572吨）管驾，偕广东援闽的三等巡洋舰“飞云”、“济安”在马尾下游罗星塔与法军三艘一等巡洋舰对峙。炮战爆发，“振威”不单能立即还击，在受弹无数、起火将沉时，犹装填最后一弹，欲近敌共亡，乃为法炮所碎。临沉之际，“振威”复升龙旗、鸣炮一声而没。在场观战的美军“企业”号（U.S.S.Enterprise）官兵对“振威”的奋勇表现赞不绝口，咸认为许寿山是清军第一勇将。见JamesRoche与L.L.Cowen，《The French at Foochow》（Shanghai，1884），页16－17。（Roche与Cowen为美舰“企业”号乘员。）清国官场素有重文轻武的习气，选拔海军将才也以学科优异者优先，对领导统御和应战勇懦则不够重视、也不知如何考核。宦途顺遂、平步青云的张成、刘步蟾、林泰曾的临战表现，实在不如许寿山、邓世昌、杨用霖远甚。日将伊东佑亨给丁汝昌的第一封招降信里对清国官场习气也有同样批评。

23、LeeMcGiffin,《Yankee of the Yalu-Philo Norton McGiffin, American Captain in the Chinese Navy(1885-1895)》（NewYork:E.P.Dutton&Co.,Inc.,1968）,页122。作者是马吉芬侄媳，撰写儿童文学作品甚多，本书根据马吉芬家书写成。据马幼垣考证，马吉芬家书错误甚多，引用时需谨慎。见马幼垣，“马吉芬与北洋海军”，《北洋海军研究，第2辑，2001》。页435－459。

24、见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丁汝昌的战况报告与旅顺、威海守将历次寄呈李鸿章的其他文电描述日舰几乎都用“倭船”一词含糊带过，显示北洋清军对外国舰船的辨识能力明显不足，甚至比甲申清法交战时期还要退步。对照日将伊东幼亭、东乡平八郎的战报，即知两军将校对彼方战舰的了解有云泥之别。

25、“装兵倭船”指桦山资纪观战所乘的“西京丸”。李鸿章在奏章里指称“日军陆兵千余人乘此船将由大孤山登陆，欲袭铭军后路，幸为北洋舰队所沉”云云，与史实不符。鱼雷艇“福龙”对“西京丸”发射鱼雷三枚，都没有击中。有一枚因距离过近，从“西京丸”船下无事穿过。丁汝昌在9月18日第一封战报曾含糊宣称“各员均见击沉日军三船”，等寄发第三封战况报告时就不敢再过度冒功，号称击沉的日舰也由三艘减为一艘“鱼雷快船”。

26、许华，《从近代海军作战的阵法和战法评中日甲午黄海海战》， 《北洋海军研究，第1辑， 1999》，页122-137。

27、作此阵形，需各舰同时活动，即当时海军术语所谓 “Direct Course Evolution”或“Concurrent Evolution” 。如要督船在翼端，督船可带头转向，纵队尾续各舰维持原方向、航至督船转向地点始相继调头、全队最後再同时换回原针路，此即所谓“Succession Evolution”。《轮船布阵图说》的船号原以地支(子丑寅卯……)标示，此处直接用参战清舰作说明。

28、即使在1890年5月接收闽厂自制的钢甲舰“平远”以后，也是如此。李鸿章对“平远”素有成见。详见马幼垣，《北洋海军“平远”舰考释》，《岭南学报》，卷二，页185-240。其实，“平远”日后在甲午海战的表现并不差。丰岛海战（1894年7月25日)以后。清廷有意着李鸿章派海军接济从牙山退守平壤的叶志超，丁、李都不愿北洋海军到汉江作战，于是推说“我军精锐只‘定’、‘镇’、 ‘致’、‘靖’、 ‘经’、 ‘来’ 、‘济’七舰，不可稍有疏失，轻于一掷。”（见李鸿章8月3日致军机处电报。)在这文电里李鸿章和丁汝昌仍然明显地忽视“平远”。

29、光绪十四年清廷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官制篇》就明载： “设总兵二员，分左右翼，各带铁甲战舰为领队、翼
长。”本来“致远”、“靖远”、“济远”三艘穹甲巡洋舰在《章程》里列为“中军”，而铁甲舰(“定”、“镇”)、竖甲巡洋舰(“经”，“来”)与无护甲的“超勇”、“扬威”平分成两翼。随著“超”、“扬”日益老旧而刘步蟾(“定远”管带)对未曾出洋留学的邓世昌(“致远”管带，“中军”统领，粤籍）逐步排挤，“中军”名存实亡，三船逐渐纳入左、右两翼。起草《章程》的周馥一介书生、懂得“致远”，“靖远”、“济远”三舰同属穹甲巡洋舰，也算用心。其实把北洋区区九船平分成三队原本也略嫌单薄，应当把这“中军、两翼”当作众多可能的编组的其中一个选项，以保持调度的弹性。穹甲巡洋舰的特性在速度快、火力强、而防御力稍弱，最适合侦察任务。9月16日北洋舰队在大东沟外、大鹿岛海域下锚，并未曾派快船或鱼雷艇在外围侦巡。

30、当然也有两艘同型舰一道出任务的时候，取其船速、性能一致，且能互通（零件）有无。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北洋曾应台
湾巡抚刘铭传之请，数次派“致远”、“靖远”赴后山助剿番民。清廷记取清法战争的教训，购置“致靖经来”原专为闽台地区海防之用。等四船完工返华，竟平白落入李鸿章手里。刘铭传心有未甘，不时以后山细故、劳动北洋派船助战。李鸿章、丁汝昌虽偶有烦言，却也不便置诸不理。这是“致远”，“靖远”与台湾一段罕见提起的渊缘。1888年(光绪十四)，吕家望番社围攻卑南清军大营，刘铭传剿办半年无效。“致远”抵达后，卸六磅炮两尊，与“靖远”合派枪队六十名上陆进讨，不十日平之。(见池仲佑《海军大事记》(北京，1918)，页8。)六磅速射炮重达三吨，需用牛车携运，为当时最特别的机动炮车，可惜没有照片传世。“致远”管带邓世昌副将因此事立功，获颁提督街、记名总兵。邓世昌是北洋唯一的粤籍管带，到台湾的次数也最多。甲午年在大东沟，大鹿岛海域力战而亡，享年四十五，清廷谥以“壮节”。1891年1月，“致远”、“靖远”也曾奉派随护访清的俄国皇太子。(见《海军大事记》页9。) 

31、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页48。

32、击沉“高升号”的“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大佐，其后在日俄战争以歼灭远道东来的波罗地海舰队扬名世界，积功晋升元帅。饱受俄国欺负的芬兰甚至以“东乡”(Togo)为其啤酒命名迄今。东乡身后遗物就有Noel中校的战术书（见笤原宏《海军创设史》，页345)。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页102)说东乡是甲午海战时的日军“副帅”，其实不然。伊东的“副帅”是留学美国的坪井航三。唐书页79说东乡在丁汝昌第二度率舰访日时担任“东京湾防卫司令”(要塞司令），也不对，应该是吴港“镇守府参谋长”。明治时代日军要塞司令除马公以外，都是陆军职。“镇守府”则为海军职，源自法国的海军军区概念。

33、中国古兵法也有“上驷对中驷”、“中驷对下驷”，以取得局部优势的说法，其理相通。

34、西乡致伊东备忘录极可能是山本权兵卫的主意。

35、当时日本海军对战术最有研究的岛村速雄就在伊东幕中担任参谋。日后由于单纵阵在甲午黄海海战和日俄战争大获成功，“舰队司令必须在单纵阵的阵头指挥”的观念逐渐疆化，到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甚至不容批判、质疑。参看野村实《日本海军的历史》(东京：吉川弘文馆，2002)，页46。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海军费了很长时间才扭转“舰队司剖非以最大的主力舰为座舰不可”的陋习。参看吉田俊雄，《联台舰队の荣光 悲剧－东乡平八郎 山本五十六》(东京：秋田书店，]968)。

36、依海军大学校《机关 关 战史讲义录》统计，清、日开战时，军官(含见习生）现役1141人、备役243人；军士长现役270人、备役35人；军士现役1702人，备役123人；水兵现役8055人，备役2295人。

37、皮明勇，《晚清海战理论及其对甲午海战的影响》，《北洋海军研究，第1辑，1999》，页161-174。

38、1866年7月20日，奥地利舰队与意大利舰队交战于亚得里亚海域的黎撒岛附近。奥军司令Tegetthoff乘旗舰SMS
Ferdinand Max撞沉意军旗舰Re d'Italia。黎撒海战于是成为冲角战术的范例。甲午海战的前—年，1893年6月22日，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铁甲舰群在编队演练大回转时，Hasting Marham少将座舰HMS Camperclown意外撞沉旗舰HMS Victoria，舰队司令Sir George Tryon提督与舰上358名乘员死亡。类似的海难事件往往会加深冲角战术有效的错觉。其实在战场上运用冲角对敌并不容易。以黎撒海战为例，奥军曾三度尝试使用冲角，只有旗舰SMS Ferdinand Max成功地撞沉敌舰。另一木质奥舰SMS Kaiser撞击意军铁甲舰Re di portogallo，SMS Kaiser自己受损相当严重，必需退出战场。意军统帅Persano在换乘Affondatore以后，也两度企图撞击已经受损的SMS kaiser未果。当时鼓吹冲角战术的学派有意无意地忽略失败的战例，误导众生。黎撒海战与甲午海战之间，没有其他大规模的舰队海上对决可供借镜。包括北洋将领在内的列国海军将校因而未能及早了解冲角战术的局限性与落伍。赴日施教的英国海军上校音格（John Ingles）在这方面可算是先知先觉。

39、除了Duilio、Dandolo以外，还有Lepanto(1883-1914，13336吨，Italia(1880-1921，13678吨），Andrea Doria(1885-191l，9886吨)，Ruggiero di Lauria(1884-1909，9886吨），与Francesco Morosini(1885-1909，9886吨)。

40、HMS Inflexible(1876-1903，11880吨），HMS Agamemnon(1879-1903，8510吨．HMS Ajax(1880-1904，8510吨，HMS Edinburgh(1882-1910，9420哟，HMS Colossus(1882-1908，9420吨）。

41、巴西：Riachudo(1883-1910，5610吨），Aguidaban(1885-1906,4921吨）；美国：USS Texas(1892-1911，6135吨)，USS Maine(1889-1898，6682吨。美国因应巴西扩军而采用“主炮斜置”设计的时机其实嫌迟了一些。“定远”、“镇远”是亚洲仅见的“主炮斜置”军舰，也是德国迄今最大的外销军舰。详见纪荣松，《“定远”“镇远”的姊妹舰——十九世
纪列国“主炮斜置”的铁甲战舰》)(亚洲学会东区年会讲稿）。

42、例如参与清法战争(1884-1885)的五只铁甲舰便是。参看纪荣松，《清法战争孤拔提督的“八野”座舰》《台湾风
物》，53卷4期，页9-37；纪荣松，《清法战争赴台参战的法国军舰》(中法战争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讲稿）。

43、不仅如此。海战甫始，“定远”四炮共鸣，就把舰桥震跨，导致丁汝昌和戴乐尔受伤。这显示清军在拥有“定远”、“镇远”的十年里，从未尝试用德制“径四炮弹”齐射。历次北洋会操，极可能都只用“径二点五炮弹”(练习弹）或只用部分主炮轮放，否则舰桥构结的弱点早已被发现。日军在威海卫接受残余的北洋军舰以后，对“镇远”略有改装。除了补强飞桥结构以外，还在后樯（主樯）两侧增设6寸速射炮各一。从此，“镇远”主炮不再能向正后方射击，舰尾副炮的护罩和舰载鱼雷艇架也永久移除。这些外貌的改变是判读“定远”，“镇远”照片时有用的依据。

44、皮明勇，“晚清海战理论及其对甲午海战的影响”，《北洋海军研究，第1辑，1999》，页170-172。

45、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页110-111。

46、“超勇”、“扬威”虽有钢骨钢壳，却没有水密隔舱。甲申清法战争时，“超勇”、“扬威”比大多数参战法舰还先进。原已南下到沪，却因朝鲜政变北返，错失赴台闽与法军交锋的机会。等十年以后，“超勇”、“扬威”却比清军、日军绝大多数的军舰落后。十九世纪后半舰船进化极快，几乎每隔一二十年就有某些舰型的全面汰换。见纪荣松，《清法战争赴台参战的法国军舰》(中法战争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讲稿）。

47、炮击“赤城”的清舰，除了“来远”确实可考以外，原来在左翼的巡洋舰(“经远”，“致远”，“广甲”、“济远”)也曾参与。见“赤城”的海战报告，刊载於1894年10月9日的“时事新报”，这显示清军巡洋舰群在午后1点20分可能就已经放弃接仗时的凸横阵。

48、甲午海战日方第—游击队的巡洋舰表现甚佳，完全符合（或超越）设计时的期望。专为克制“定远”、“镇远”而造的“三景舰”则名不副实。“松岛”、“桥立”、“严岛”三舰的32公分主炮合计在5小时的战斗里只发射弹13枚，平均每门炮每小时才发射一枚，且无一命中清舰。吉田俊雄因此认为“松岛”三舰的巨炮是无用的长物，有如二次大战的战舰“大和”、“武藏”的46公分巨炮。“松岛”、“桥立”、“严岛”三舰的实际功能在于（1）为大批速射炮提供载台，（2）让日军心理上不至於畏惧“定远”、“镇远”太过。

49、例如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威海守将戴宗骞致北洋大臣李鸿章电：“今早八点钟，有倭船两艘窥北口，头船距台八千一百密达。试开两炮，正对船身，不及约丈许。旋即驶远游弋西北山後，复向西行。不审有无后帮，容俟侦明续报。”

50、以清军“来远” 受伤之重(参看美国海军历史中心图片NH61990)，居然能驶回旅顺不沉，西方武官、记者咸认是奇迹。

51、平田胜马，《威海卫海战记》，(东京：战记名著刊行会，昭和5年)，504页。亦见于沈威廉1895年致美国海军情报处报告。

52、本图根据Slegfried Breyer 《Battleships and Battle Cruisers,1905-1970》(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Inc.,1970)，页19增补而成。

53、其他因素包括军舰速度的差异、日方快炮较多、清军弹药补给和舰舰体维护保养有严重缺失等。

54、例如，有关丰岛海战谁先开炮，因为会牵涉到当天击沉“高升号”是否违反国际法的责任问题，于是在日本海军军令部编辑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春阳堂，明治38年8月)一口咬定是清军“济远”率先发炮挑衅。参战的第一游击队的三名舰长倒不曾蓄意隐瞒。（见“高升号击沉当时的东乡日记”，《东乡，卷356》(东京：东乡会，1998)；岛内恒太，“日清战争的初弹发炮”， 《东乡，卷317，卷头语》（东京：东乡会， 1994)；日本海军军令部，《战斗详报第一号》，防卫厅战史部藏。)H.W.Wilson和W.Laird-Clowes对日舰“吉野”率先动手却是明白的。

55、据戴乐尔所记(《Pulling Strings in China》，页44)，北洋管带似以“济远”方伯谦对战术意见最多。证诸日人对方氏在丰岛海战表现的肯定，以及方氏在黄海战后对刘步蟾指挥方式的质疑，方氏极可能属於“混战派”，不乐于受清军操典、章程所拘泥。方氏于黄海战后一周间斩于旅顺大坞旁，当时“定远”正在坞内抢修，“镇远”亦停靠在坞口西侧码头。

56、因此，战前猜测北洋舰队会获胜的西方人士并不少。就连日本议会和民间也没有料想到海军会大胜，而且胜得如此彻底。当时日本海军高级将校多为鹿儿岛（萨摩藩）出身。萨摩藩士勇敢、不畏死，自是日人意料中事。除此之外，当时日人一般并没有萨摩藩士也擅长海军技术、韬略的印象。见S.C.M.Paine《The Sino-Japanese War of1894-1895：Perceptions,Power,and Prim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战前日本议会就曾以萨摩人充斥海军上层，恐会坏事为由，数度杯葛海军预算。议会甚至逼迫海军整顿人事，东乡平八郎中佐因而险遭裁汰。赖萨摩同乡山本权兵卫向同乡西乡从道说情，才得以留军效力，日后也才造就了东乡元帅的功名。参与甲午海战的北洋管带都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的毕业生，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页28因而说清军是以“一校一级战一国”。其实，日方舰长和海军将帅过半在年幼时都是鹿儿岛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属下的武士“眷村”的街坊邻居。准此，日方也可以号称以“一街一坊战一国”了。

57、马幼垣、唐德刚、姜鸣、苏小东、皮明勇也都有类似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