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战斗进行至下午1时20分以后，日本联合舰队的编队发生了一联串混乱。先是因为旗舰“松岛”号挂出了一组语意晦涩的旗语，导致日本第一游击队发生理解错误，从最初位于联合舰队本队队首的位置，改为掉头转向航行到本队之后。继而在下午14时15分左右，乘坐代用巡洋舰“西京丸”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发现“比睿”、“赤城”2艘弱舰遭到北洋舰队部分军舰围击，遂发出“‘比睿’、‘赤城’危险！”信号，刚刚转向跟随到本队之后航行的第一游击队得令，再度改变航迹，转而往后航行，意图援救“比睿”、“赤城”。被北洋海军旗舰“定远”打得舵机失灵的“西京丸”刚好无意阻挡到一游的航迹之中，为避免发生碰撞，第一游击队末尾的“浪速”舰被迫改变航向，而与前列3艘军舰脱离^{[ 1 ]}。 7册选译的“日本参战将领的战斗报告及讲演”中可以找到价值极大的原始材料，尤以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的报告为直接。题为“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报告”的章节中，对第一游击队的数次改变航向有以下记载：“一时二十分断然向左方回转十六度”（第1次回转），“……遂立即发出向左方变换方向十六度、速度 十五海里 的信号，采取和本队旗舰并列运动，目的是想要开到本队前头”（第2次回转），“二十二十分，由桦山军令部长乘坐的‘西京丸’发出‘比睿’、‘赤城’危险’的信号……遂立即向左变换方向十六度……”（第3次回转）^{[ 2 ]}。坪井航三的报告对日本第一游击队改变航向这段史事，具有十分重要的佐证作用，清楚地表达出了一游3次变向的经过，然而如果细细推敲上述的文字，却不难发现其中有个小小的疑团。 3次转向，都无一例外地加了“十六度”这么个细节，对于此，只要稍用数学常识加以分析就很容易发现其中存在一个疑点。即，如果转向角度是数学角度中的16度，那么日本第一游击队在黄海海战中的这三次转向，无论哪一次都是无法实现掉头、回转这些效果的，而且非但无法掉头转向，反而还具有驶离战场的嫌疑。究竟为什么第一游击队每次都转向16度，转向16度是否别有含义，或者是坪井航三写错了？历史事件是由无数个细节累积起来的，脱离了对于细节的考证，尽管也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那只是侥幸，也是不扎实的。对于建构在海军技术基础上的海战，很多细节的问号只能向当时的海军技术求解。 19世纪中后期的军舰与航船上，用来辨识航行方向的重要工具为磁罗经，其始祖原型就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罗盘，发展至近代以后罗经表盘上的指向已经不再只是指示简单的方位，而是进步到较准确的方向刻度，但是这一时期罗经表盘（罗经分度盘）上的刻度还没有使用数学上的角度，而是用了一种奇特的单位——点。 32个标识方位的点来进行定位。即将罗经表盘上的刻度以圆周分为32个点，每点等于数学角度上的11又4分之1度。而且各个点还有专有的名称，其中指示东南西北方向的4个点称为四方点，指示东北、东南、西北、西南4个方向的点则称为四隅点，合称为八主要点。8个主要点之间再进行2等分，分出的另外8个点称为八中间点，分别称：北北东、东北东、东南东、南南东、南南西、西南西、西北西、北北西，因为都是用3个字表述，又可以称为三字点。为了进一步精确刻度，八主要点和八中间点间再2等分之，形成的另外16个点称为微点，每个点还有自己的专用名称，如北微东、北东微北等，因与本文关联不大，不再一一赘述^{[ 3 ]}。关于近代罗经在表盘上划分出32个刻度即32点的规范，曾经在1887年参与护送外购的“致远”等军舰由英返华的中国外交官余思诒在日记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相比客观表述，别具一番趣旨：“泰西罗经之制效法中土，前后左右四方，四象也；分为四维，八卦也；复分十六字三十二向……”。^{[ 4 ]}

这段史事是黄海海战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由于是日方舰队自身发生的事情，研究其的重要史料首推以日方资料为详细。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日清战史》等史料汇纂中多有提及，但由于这些日文材料在国内获取利用较为不易，又加之语言障碍难以逾越，因而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以下建成《续编》）收录选译的日方史料，则是国内了解此类日方资料最为便捷的途径。

关于上述史事，在《续编》第

按照常理而论，位于本队前方的一游如果要变向航行到本队之后去，首先肯定是要转向往后，在到达适当距离后再转向往前。而一游如果要改变航向救援后方的“比睿”、“赤城”，肯定又要再转向往后航向。然而在坪井航三的报告中，关于这

中日两国发展近代化海军的时代，刚好处于海军舰船发展史上的蒸汽铁甲舰时代。自风帆战列舰时代脱胎而来，在工业文明之火中锻炼出的钢铁蒸汽军舰，还依依不舍地遗留有很多风帆时代的残迹。

在风帆时代，船只主要凭靠风帆为动力航行，在航向调整上很难精确到数学上细微的角度，船只上的罗经表盘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