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海军爱国将领邓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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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徐建寅禀帖的重新解读

发布时间:2010-03-07 14:01:35      发布人: ghoskyno1

对徐建寅禀帖的重新解读

粗看之下,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与此观点中所说的分两批向北洋海军发放360颗炮弹吻合,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我们细读史书,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观点存在很多重大的疏漏。

首先,此观点认定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即为海战后北洋海军得到的所有炮弹显然是错误的。

徐建寅奉旨到威海基地查验,于1210日抵达威海,而黄海海战是917日,之间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究竟徐建寅统计的数字有多少是海战前就有的,有多少是海战后到1210日这段时间内运入的,因为天津军械局的资料损失,已经很难考证。我们只能通过其他方面的记载来进行推断。

此观点中所说的“10月补给的305毫米开花弹160枚和210毫米、150毫米开花弹各100枚”当是指九月初四(102日)、九月初十(108日)天津所发送的两批炮弹。

九月初四(102日),盛宣怀致电丁汝昌,提及305毫米开花子(爆破弹)80枚,发射药80出已经发至威海。[12]

九月初八(106日),盛宣怀又致电丁汝昌,说初十(108日)东局可赶成305毫米二倍八口径开花子80颗,药袋配全,210毫米、150毫米炮弹各100颗,铜拉火2000枝,150毫米药袋700出,六寸炮药袋100出。此批弹药后于1011日发往旅顺。[13]

表面看,三百余颗和360颗似乎能对上,但是联系《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后一句“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明春二月间可到”就可以发现,这是错误的。在黄海海战后,清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向外洋订购军火,其中就有给北洋海军订购的炮弹。而在九月通过天津信义洋商订购“海军用三十半生钢开花子一千颗,二十一生钢开花子一千四百颗。”[14]

由此我们可知,九月订购的海军炮弹共有2400颗,而其中1000颗是305毫米开花炮弹,那么徐建寅在《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的,和后面“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两者所指的,是305毫米开花炮弹,而非所有类型炮弹的总和。

同时细读盛宣怀和丁汝昌的往来函,我们可以看到在海战后,天津军械局向北洋海军发放的炮弹,也远非两次360颗。

盛宣怀在十月初五日(112日)给丁汝昌的电文提到“‘海定’、‘图南’、‘广济’初五下午四点趁潮出海。‘镇东’初六下午开,装有三十半生炮子,亦须保护”[15]。而在十一日(118日)盛宣怀又给大沽去电,让天津镇总兵罗荣光派小船通知镇东“到旅将人马子药起岸后,所带海军大炮子四百十颗,毋庸交旅,须送至威海。进旅口时,须格外小心。顷德律风传唤回镇东,即因此事。” [16]

联系两个电文,我们不难发现,镇东原定十月初六日(113日)运送弹药出发,其中有305毫米炮弹。后由于种种原因,到十月十一日(118日)还未出发,上面共有410颗供给海军的大炮弹。虽然我们尚不清楚这410颗炮弹的具体种类,但是从盛宣怀电文中可知,此批炮弹为大口径炮弹,其中有305毫米炮弹,而且数量还不少,否则盛宣怀也不至于提前一天通知北洋海军派舰保护。

而通过另一份盛宣怀给丁汝昌的电报,我们可以部分了解这批炮弹的组成。盛宣怀在九月初六(104日)给丁汝昌致电,称:“三十半生开花子二百七十颗,装好栗药一百二十出;二十一生、十五生开花子各五百颗,十五生装好栗药七百出,六寸口径炮用装好栗药百出;以上弹药,昼夜加工,均本月底告成。”[17] 11月8日所完成的那批弹药,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盛宣怀在104日提到的这批弹药数量巨大,考虑到由于黄海海战之后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压力,盛宣怀当不至于提出一个明显过于巨大、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数字给自己作难,因此在九月底(1028日)以前可以按时完成的可能性很大。此次运输的就可能是这批炮弹中的部分或者全部。

而按照这里提及的三十半生开花子二百七十颗,加上九月初四(102日)的80305毫米开花子,合计350颗,也和徐建寅的已运三百余颗305毫米开花子相吻合。

以上几批弹药相加,共计可确认运输的305毫米开花弹160枚和210毫米、150毫米开花弹各100枚、410枚大炮弹(内有305毫米开花弹),合计770枚,显然战后发运的各类炮弹数量绝对不止360颗。进一步证明了徐建寅所说的已运三百余颗不是各类炮弹的总和,而是其中的一种。

另外除了这三批可以确认的以外,尚有一些炮弹可能在战后发给了北洋海军。在九月初九(107日),顾元爵致电盛宣怀,说接到丁汝昌从旅顺发来电报,需要6英寸炮用开花子数十,而东机器局有造好的库存100多颗。[18]此批弹药并无确切的运输记录,但是从电报看,丁汝昌催促甚急,东机器局又有现成库存,而且此后有多次向旅顺运送军火的记录,因此此批当已发出。

而通过分析这个电报,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北洋海军各舰,使用6英寸炮的,只有致远和靖远,各装备两门6英寸炮。黄海海战致远战沉,就只有靖远的两门6英寸炮。而根据《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记载,在徐建寅去威海时,北洋海军共有在舰、库存6英寸口径开花弹477枚、钢弹23枚,合计500枚,平均每门炮有炮弹250颗,如果此项炮弹均为黄海海战战前就下拨给北洋海军的,那么丁汝昌没有必要在九月向顾元爵请“6英寸炮用开花子数十”,这说明在九月时,靖远的6英寸炮弹尚不十分充足,这500枚炮弹应当有相当部分是九月以后才拨给北洋海军。

同时,此间仅考虑了黄海海战之后天津向北洋海军发放的炮弹。而在海战前发放、但是北洋海军在出发前没有及时领到的炮弹,也不应当计算在战前北洋海军的弹药储备中。比如912日,“致远”、“靖远”、“来远”到大沽。原计划由3舰装运一批弹药、军火,但是5点钟3舰即已经开航旅顺,弹药只得暂留大沽。[19]此批弹药之后并无马上运送到旅顺或者威海的记录,显然没有能赶上海战,但是依然是包括在徐建寅的统计之中,也应当予以扣除。

从上述资料我们不难看到,在海战后运到威海的炮弹数量不少于770颗,其中305毫米口径开花子就有350颗,按照徐建寅的统计数字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403枚算,那么北洋海军原有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只有53枚,或者更少。按照定远和镇远7门主炮(定远一门主炮受伤未修复)算,平均每门主炮只有不到8枚炮弹,如此算下来,北洋海军实际的炮弹储备,特别是海战中最缺少的定远、镇远305毫米炮弹,数量是非常少的。

另一方面,徐建寅的报告中仅提到了炮弹的储备情况,而没有提到药包。

由于北洋海军各舰火炮发射炮弹需另有规格相同的药袋药桶。以定远所使用的305毫米克虏伯大炮为例,所使用的开花弹(仅指弹头,下同)重292千克,弹头内装药10千克,实心弹重325千克,弹头内微量装药,而发射药包则都是重72千克,发射药包为圆柱形,将火药片包裹于丝质袋内而成,外面标有重量,可以根据射程远近选取不同重量的药包。[20]

如果弹药补给不配套,有弹无药或有药无弹均无法使用。根据前面所述,赫德就曾经提及北洋舰队“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这一情况我们可以从往来电文和其他资料中得到证实。

根据前面所提到的往来电文,我们可以看到天津军械局所提供的炮弹和药包数量上并不相符,其中九月初八(106日)的电文中提到发运150毫米炮弹100颗,而150毫米药袋有700出,多出了600出,六寸炮药袋则多出100出。而按照根据盛宣怀在九月初六(104日)的电报提出的生产计划数算,也多出十五生装好栗药二百出,六寸口径炮用装好栗药百出,另外北洋海军还在海战后请领了260毫米火炮所用药包三十出。这些应当是之前北洋海军所短缺的部分,否则光制造发射药包是没有任何意义。由此可见“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的说法当不是空穴来风。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战后日军所做的缴获物资统计中得到证实,按照日军的统计,共在刘公岛缴获210毫米炮弹423发,150毫米炮弹229发,而210毫米炮所用药包是182出,150毫米炮所用药包是93出,210毫米炮短缺药包241出,150毫米炮短缺药包136出。不独海军,刘公岛上炮台和守军的火炮情况也是如此,以战后的75毫米克虏伯野炮统计为例,战后2275毫米克虏伯野炮共有炮弹3850发,而装药则仅有176出,短缺3674出。[21]

如此算来,北洋海军战前实际能有效使用的炮弹数量就更加少了。以“平远”的260毫米火炮为例。在黄海海战中,“平远”共发射260毫米炮弹10发,而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海战后还有炮弹35发。由于此种炮弹国内不能生产,皆需向外国购置。海战后虽然已经向国外订购了70发,但是要到次年的二月才能到货,此时还未到货。这说明战前共有260毫米炮弹45发,而战后请领的260毫米火炮所用药包三十出当为当前库存炮弹所配,同时在战后日本的统计里,也没有260毫米火炮所使用的炮弹和药包,显然已经都消耗殆尽,这说明在请领的260毫米火炮所用药包三十出以后两者数字是刚好配套的。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实际在海战中可用的260毫米炮弹,仅仅只有15发而已。北洋海军弹药之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当时的克虏伯炮开花弹引信是在炮弹使用前安装上去,开花弹要发挥出其威力,尚需合适的引信。如果我们进一步看引信的话,发现短缺的情况也很严重,战后日本统计共缴获克虏伯炮用引信150个,而对应的,仅海军的305毫米、210毫米、150毫米克虏伯炮开花弹就有673发,短缺423个,如果算上炮台所使用的克式开花弹,短缺将更为严重。这也就意味着,这些缺少引信的开花弹,事实上只能当实心弹用。由于目前缺乏相关数据,我们并不能确认海战前信管是否短缺,但是显然,这种情况的存在和后路补给存在问题有很大关系。

由以上两点来看,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来证明海战前北洋海军缺少弹药,但是显然,即使不考虑徐建寅《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的真伪和其中数字的真实可靠性,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根据《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一文来确认战前北洋海军的弹药储备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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