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飞的飞桥”
“会飞的飞桥”
第一游击队与北洋舰队阵型右翼末端的“超勇”、“扬威”2舰交火时，日本联合舰队本队的军舰和北洋舰队位于阵型中坚位置的军舰也正在进行激烈的交火。
以“定远”、“镇远”小队为号召，北洋舰队左翼的“致远”、“经远”小队，以及右翼的“靖远”、“来远”小队如同3把尖刀，在炮战的同时，继续保持航向，向日本舰队逼去。中国军舰的炮火显然首先聚集在了日本旗舰身上，意图斩将夺旗。“敌舰对‘松岛’发弹最多，大大小小的炮弹像蝗虫一样飞来，势不可挡”（《日清战争实记》第七编，“‘松岛’舰之勇战”）。就在“吉野”舰向“超勇”、“扬威”2舰开火的同一时刻，12时55分，日本舰队旗舰“松岛”位于舰尾的主炮塔被一发中国军舰发射的150毫米炮弹击中。炮弹从320毫米主炮炮罩的侧面直击而入，2名正在炮位上操作的日本水兵当即被弹片击伤，主炮的液压旋转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刚发射了1发炮弹的320毫米口径加纳式火炮顿时陷入瘫痪，被迫进行紧急抢修。“零时五十五分，敌弹命中我三十二厘米炮塔上段，炮手二名负伤，水压管破损，立即进行修理”（《日清战史》第三卷，“‘松岛’的战斗报告”）。
与北洋舰队聚攻日本舰队旗舰“松岛”一样，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开战伊始也成为了对方集中攻击的目标，很快即发生了一连串难以预料的事情。炮火对击开始后不久，一颗日本炮弹竟然正中“定远”舰的桅杆，剧烈的震动中前桅的上桅杆被打断，日方的首要攻击范围显然锁定在中国军舰的指挥系统上。“开战之始，一巨弹跳击而来，射中前樯。”（浅野正恭，《日清海战史》）伴随着金属折裂而发出的刺耳挠心的巨响声，上桅桅杆连同其上的战斗桅盘，以及在桅盘内作战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见习军官史寿箴等7名官兵一起堕入海中，前桅杆上横桁也随之断落，连接其上的信号旗绳一扫而空。战阵甫合，中军旗断，在中国军事传统文化中是一件最不吉利的事情，提督丁汝昌战前深为顾虑的失去旗语指挥系统的局面不幸出现了。
虽然北洋舰队此战选择的是以小队单位进行作战的乱战战术，运用这种追求主动出击的战术进行作战时，各小队的军舰只要参照旗舰的动作进行运动即可，旗舰本身的活动和前进攻击方向就是最好的指挥，因而对旗语信号的依赖实际较少。然而，一旦发生主动出击无法实现，或者攻击不利的情况，需要转入防守阵型或者改用其他战术时，想要以旗舰的运动作为指挥手段来说明这一切，显然是无法操作的。尽管旗语信号系统本身可能也并无法清楚传达变阵的复杂内容，但毕竟是用来转换作战样式时可以依赖的重要发令手段，不过此时，北洋舰队已经不再具备这个条件了。
祸不单行的是，就在上桅杆断裂以后不久，日舰聚攻“定远”的炮弹又在“定远”舰的飞桥甲板附近炸响，弹片将铺设在飞桥上的木质甲板炸碎飞起，正在督战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震跌摔倒，因为左腿被飞起的甲板碎片压住而无法动弹，随下濑火药炮弹爆炸燃起的火焰，把老提督的右脸和脖颈烧伤。“昌上望台督战，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昌左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随被炮火将衣焚烧，虽为水手将衣撕去，而右边头面以及颈项皆被烧坏。”（1894年9月20日，丁汝昌电寄总理衙门报告）
与丁汝昌同在飞桥上督战的总教习汉纳根、洋员戴乐尔几乎也是同时被震跌倒地，不同程度的负伤。然而当时因为碰撞而一度短暂失明的戴乐尔，在时隔20余年以后撰写了一份文意略显含糊的回忆录，却使得百年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对“定远”舰飞桥中弹的情况受到了极大的误导。
英籍洋员戴乐尔，又常被译作泰莱、泰乐尔，最初是作为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名少尉军官，随英国中国舰队来到中国，后改投入中国海关担任海关巡船的舰长，1893年自请调入北洋海军，被任命为“定远”舰的帮带洋员，类似副舰长顾问的身份。20世纪初，戴乐尔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这段时间里撰写发表了著名的回忆录《中国纪事》（Pulling Strings in China），回顾其在北洋海军的经历。30年代初，这本特殊的书经当时年轻的历史研究者张荫麟翻译介绍入国内，随即成为了研究甲午战争史的重要史料。但是，在这本回忆录中，戴乐尔出于对“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的个人厌恶（刘步蟾是北洋海军中科班出身，且具有留学海外经历的高级将领，个人性格和能力较强，在其周围形成了福建籍军官的团体——闽党。刘步蟾对陆军出身的提督丁汝昌了不在意，以技术相要挟，持不合作态度，意图取而代之。而对丁汝昌依靠为技术顾问的外籍洋员顾问则多方刁难，以至出现了借机生事逼走英籍总顾问琅威理一事，因而北洋海军内的外籍人士对刘步蟾大都没有良好的印象），而在涉及到刘步蟾的文字中不惜大量使用了贬低、毁损性的描述。开战初期飞桥被日军炮火击中一事，也被戴乐尔描述成“刘（刘步蟾）已令发十吋炮，而丁与予方立于飞桥正在炮上之部分也。此桥之名甚佳，以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认为是刘步蟾突然下令开火，305毫米口径主炮首发射击时引起的剧烈震动，导致了提督丁汝昌等的受伤。
由于在涉及到刘步蟾的部分使用了过于情绪化的语言，出现在此处的“飞”字究竟是指飞桥真的飞走了，或是对飞桥发生剧烈震动而采取的过于夸张的描述，无法从字面上来判断清楚。但是从戴乐尔此后关于海战的叙述中，却能够逐渐理清真相，戴乐尔首先继续辱骂刘步蟾，称“总兵刘步蟾为一变态的懦夫”，而后进一步叙述了飞桥上3人的受伤情况，“予因目受撞击，抽搐剧烈，耳鼓复被震伤，楚痛不能自支”，“汉纳根伤股，丁提督则堕压创甚”，并没有再提及飞桥的情况究竟如何。但是接着又说“予为彼开场之敬炮掷过了望塔外三十余尺”，即首发射击后，戴乐尔是从原先所处的飞桥上司令塔入口的位置而被震开出去，应该还是在飞桥之上。进而，戴乐尔的描述中提到自己走到军医院包扎了被撞伤的眼睛，“予衣破衣，裹创目，巡行于诸队炮兵间”，能够自由走动，显然摔得并不重。紧接着，四处巡走的戴乐尔又见到了“伤股”的汉纳根“在炮台上察视”！看来汉纳根伤得也不重。最后，在战斗结束时，戴乐尔居然又记载一笔，称因为听说击沉了几艘日本军舰，“汉纳根与予在飞桥之梯上以香槟及饼干庆祝此事”。如此综合看来，直到大东沟海战结束，“定远”舰的飞桥结构仍然是完整的，戴乐尔所说的飞桥“飞起”，可能只是对飞桥被弹片击中发生震动的一种夸张性的描述，也有可能是戴乐尔突然震倒受伤，双目失明，短时间内难以了解突发事件的完整情况，而产生了某种错误的主观印象。否则，如果真的是从距离主甲板将近10米高的飞桥上摔落，很难想像戴乐尔和汉纳根还能行走自若，更难想像还能在战斗结束时并肩站在“飞走”的飞桥上开香槟庆祝。由此可以推论，同时受伤的提督丁汝昌如果不是被飞起的甲板压伤左腿，应当也不至于无法自由行走。
然而，尽管认识到了有关中日甲午海战的史料，“不独中日双方之报告互有出入，即我国之记录，亦多牴牾。除极抽象之轮廓外，旧史所承认之细节，由今观之，几乎无一不成问题，乃知严格考信之需要与艰难，于近世史殊非例外。”主张在甲午海战史研究领域应该引入传统的考证方法，对细节方面详加考证的张荫麟，自己却并没有认真对待戴乐尔的回忆录。其发表在《清华学报》之上的《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一文中，将“定远”舰宽大的飞桥甲板理解为模糊的“吊桥”，显然对近代军舰的结构并无多少了解，而且还草率落笔称“吊桥非坚固之结构，其前部搁于相交之两12英寸口径炮上，一炮开火，则桥将毁碎。泰乐尔甫至桥上，刘总兵即下令发12英寸口径炮，泰乐尔与丁提督俱被掷入空中，坠甲板上”。今天，当我们对比丁汝昌的战伤报告和戴乐尔的回忆后，张荫麟这段文字中戏说、想像发挥的程度就不难分辨了。
由张荫麟的这篇文章肇始，援引张的笔法观点，此后有关“定远”舰飞桥一开炮就“震飞”、“震塌”、“坍塌”的说法，在研究著作以及街头巷尾的闲谈中人云亦云，越说越形象，直至被引用为论证北洋海军军纪废弛、武器保养不善的证据。实际除了对戴乐尔回忆录和丁汝昌报告进行对比外，从“定远”舰的舰体结构上稍作简单分析，也不难发现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
甲午战后拍摄到的一张“镇远”舰照片，刚好展示的是该级军舰的飞桥部位，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桥下巨大的司令塔
“定远”级铁甲舰的飞桥甲板位于2座主炮塔上方，主要用作露天指挥平台，前后分别有木梯和金属支柱与首尾楼甲板相连，飞桥甲板的中央设有方形的梯道开口，可以由此顺梯而下进入位于飞桥下的装甲司令塔内。设计时为了进一步加强飞桥甲板的牢固度，在装甲司令塔顶部的四周，又增加了一共10块宽大的钢铁三角形肘板，如同一群伸展的臂膀一样托举着飞桥，这样的结构如果真的出现了“坍塌”、“飞去”的情况，会对周边紧密连接的司令塔等设施产生怎样的破坏影响，是可以想见的，但是整个海战中并未有任何关于“定远”舰司令塔及飞桥周边设施受损的记录，而且战后也无这方面的修理记录。另外，大东沟海战的当日，“定远”级铁甲舰的主炮塔都没有安装炮罩，处于露天作战状态，试想，如果高处的大型飞桥甲板坍塌下来，又会对露炮台造成怎样的破坏，但是在关于海战的所有史料中同样并无法找到关于“定远”舰露炮台被飞桥砸损的记录。
还值得加以注意的是，在大东沟海战之前的1894年5月，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时，“定远”舰的主炮曾多次打靶射击，也并未出现由此导致飞桥甲板上阅兵官员受伤，或对军舰舰体结构产生破坏的事情。同时，“定远”的姊妹舰“镇远”也参加了大东沟海战，为何站在“镇远”舰飞桥上观战的洋员马吉芬却没有遇到被“震飞”的情况，2艘同时间购买，保养工作也相同的军舰，何至于在舰体状况上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即若是“定远”舰的主炮首发真的能把飞桥震飞开去，舰体势必也已经朽坏不堪，但此后“定远”的主炮还继续发射了119发炮弹，为何没有再出现类似震坏舰体的情况，难道平时保养时单单刻意漏掉了飞桥？
一则因为研究不严谨，对史料理解有误而产生的一己之见，竟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造成了长达近1个世纪的误导，形成了一代代中国乃至外国人对于北洋海军下意识的误解，教训不可谓不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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